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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红卫兵卜伟华曾在陈书祥读过书、后来当过教师的高中就读。卜伟华现在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中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说，“如果文革的阴魂不散、并得以生长的话，我们将滑向另一场文革，更多文革言论、文革手法和信条的残渣将会浮起。” 对很多人来说，最近由共产党支持的声讨一名批评习近平的退休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为，就让人联想到文革式的清洗。也有人觉得，近期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赞美毛泽东的演出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迹象。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中国历史学者杨继绳最近在北京发表演讲时表示。因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批判性研究，他逐渐面临来自中国官方的压力。“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 杨继绳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为铲除内部的敌人而开展的运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些人遭到了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诱惑。学生当中形成了红卫兵组织，执行毛泽东的意愿，毛则给予他们许可。后来，混乱状况升级，尤其是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大肆声讨教师和职工。 退休之前，陈书祥是颇具盛名的清华附中的一名老师。该校为红卫兵组织的最初发源地。即便当时学生针对教师的行动已经从口诛笔伐转向身体上的羞辱——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拉上街游行——乃至进行殴打，陈书祥依然觉得他家是安全的。 他的父亲为实打实的工人阶级出身，是一个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锅炉工，他的祖父以前也做这种卑微的工作。他母亲帮人洗衣服赚些外快。陈书祥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大，为了帮助养活弟弟妹妹，他放弃了上大学的希望。他在自己以前上学的这所中学找了一份教职。 然而，陈书祥回忆，1966年8月27日傍晚，当他转过拐角，快到家门口的时候，隐约看到附近有十多个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那是红卫兵青睐的装束。一位邻居看到了他，朝他摆手，让他躲开。 当天晚上，他悄悄回到家里，看到屋子里一片凌乱。弟弟妹妹大哭着，母亲原先准备做晚饭的饺子被砸到墙上、扔到地上，他的父母人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母亲刘万才脚步蹒跚地回到家里，几乎讲不出话来，她的脸上血迹斑斑，衣服也被撕烂了。 “我爸呢？”陈书祥在一本个人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当时发问。 “被他们打死了，”母亲说。“这是真的，就死在了我的身边。” 母亲刘万才告诉他，自己和丈夫是被红卫兵带走的，而他的父亲被指控为“阶级敌人”。陈书祥父亲家里曾拥有20多亩地，足以令他父亲被打上“地主”的标签，这类人是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对象。 据陈书祥后来讲述，这帮年少的暴徒将这对夫妇扔进一辆卡车的车斗里，把他们带到一所学校，拿军用皮带抽打他们——这是红卫兵最喜欢使用的惩罚工具——其他工具还包括拧成鞭子的跳绳和带钉子的鞋。之后，他们又把这对夫妇拉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殴打，包括用钢筋抽打。 他的父亲、37岁的陈彦荣坚持认为自己不该被认定为地主，因为家里早就放弃了那份地产。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否认得越厉害，就被打得越狠，”陈书祥说。 倒在血泊之中的陈彦荣曾请求给他点水喝，但学生们不同意。没过多久，他就停止了呼吸。 “在抓人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杨国斌说。他刚刚出版了一本新的论著《红卫兵一代和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证明我们——组织——是真正的革命者。” 后来的官方统计显示，共有1772人在1966年8月和9月席卷北京各地的这场骚乱中丧生。算上自杀和被驱逐出京之后遇害的人，实际数目很可能比这个更多。 据陈书祥母亲讲述和其他一些官方资料后来记录，将陈书祥父母带走的红卫兵来自北京的一所顶尖学校——北大附中。 他们属于最早出现的一批红卫兵，多是党政官员的子女。后来，毛泽东将矛头指向党内权贵，第一批红卫兵失宠，让位给新的“造反派”红卫兵。之后这些造反派与其他红卫兵派系有过血腥的武斗。 父亲被带走的第二天，陈书祥找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请他们开了一份证明，以便他去北大附中交火葬费。但在学校门口，他听人说那里昨晚有人遭到了毒打，两具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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