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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拯救叙利亚“失落的一代”吗?

2015-11-18 10:22| 发布者: weiz | 评论: 0 |来自: 网络

导读: 不少叙利亚学生在异国找到了继续深造的高校,但更多流离所失的年轻人只能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


1930年代大萧条爆发后不久,学术界和新闻头条就开始称刚毕业的美国大学生为“失落的一代”。如今作为面临二战以来失业率最高的一个群体,美国的年轻一代似乎注定一生过着收入低、存款少的生活。但即使是最悲观的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要比没有的人过得更富裕一些。

如果有那么一代人,他们永远无法读完大学,你会称他们为什么?这正是叙利亚年轻人面临的难题。在内战之前的那些年,叙利亚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稳步攀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2002年叙利亚大学生年龄段人口占12%,到2010年(叙利亚内战前夕)增加到了26%。现在,大约10万名有大学入学资格的难民正四散在中东和欧洲。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叙利亚之外的学校,因为叙利亚境内的教育机构基本已经形同虚设。大量难民涌入邻国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但在那里,只有一小部分的叙利亚大学生得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而事实上,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在土耳其大学学习的叙利亚学生数量已经是此前的4倍。流失的不仅是学生,还有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叙利亚的整个大学制度因而岌岌可危。

今年10月,牛津大学也试图解决这个巨大的教育难题。英国的危难学者理事会(CARA),一个帮助世界各地学者到英国高校深造或教学的慈善机构,据报道,最近已经安排了4名叙利亚学者取得牛津大学的两年期职位。

但牛津大学此举又一次凸显了叙利亚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危机:CARA称,将4名学者安排进同一所大学是不寻常的,因为这其中涉及的学费或开支并不少。但这也只是九牛一毛。想想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登陆后,墨西哥湾海岸大学的难民学生被成功临时安置在美国和国外,那里可是有上千人。

为什么把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学生和学者们安排进叙利亚以外的大学如此困难?

“我们正在极力改变这种一团糟的状况,”艾伦·古德曼说,他是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该协会总部位于纽约,迄今为止,已经与一个由50所大学(这些大学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组成的联盟合作,为大约80名叙利亚教职员工和150项为叙利亚学生设立的奖学金提供资金支持。“如果大学能提供助学金,学生们入学时就需要找人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费。”古德曼解释道。“如果这个学生住在土耳其的难民营,逃离后他(她)的父母手上或许没有这个学生的出生证明和成绩单。他们可能也没有护照。这跟我们在伊拉克遇到的情况不一样,那里的人虽然也流离失所,但在巴格达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你可以在那里拿到护照和成绩单,而叙利亚什么都没有。”

“每一次我们安置好一个学生,我们都会视之为一个小小的胜利。”他补充道。

还有语言的问题。很多叙利亚人不懂英语,CARA的执行董事史蒂芬·华兹沃斯说,尽管他们“因为因为历史渊源可能得到在法国学习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被瓜分,叙利亚归入法国)“我们目前有几个学生在法国的大学学习,在德国也有。我们也在尽力拓展,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教学系统,”他说,也指出法国的大学很少会给学生住房补贴或生活费补贴。全额资助一个学生是相当大的一笔支出,他补充说:“如果你准备全额资助一个博士生,你每年需要准备7.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8.78万),可能还不止。

对于资助叙利亚学生的葡萄牙全球平台(Portugal’s Global Platform)来说,资金尤其是个挑战。这个组织成立于2013年,由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担任主席。“最困难的事情是让人们明白,战时的高等教育不是一种奢侈,而是最具战略性的投资,”桑帕约的外交顾问海伦娜·巴罗科通过电子邮件写到。“想想未来,一个已经被毁灭的国家将由谁来重建?如果让这些大学毕业生成为失落的一代,那下一代领导人由谁来担任?”她说,这些争论有时无法与潜在的资助者产生共鸣,并指出要让一个孩子从难民营走向大学校园,除了学费资助还需要大量的钱。“我们在各个大学共设立700个部分学费豁免的名额,”她解释道,“由于资金问题,我们无法全额资助他们。”

葡萄牙全球平台一开始与葡萄牙的大学合作,现在跟国际教育协会达成合作。即使有资金缺口,他们今年还是会帮助安排150名叙利亚学生(2014年这个数字是50人),他们还计划在2016年开始帮助医学生。但巴克罗说,这个组织本可以在叙利亚战争开始前就形成一种机制。谈及在这种糟糕的时候发起一个新组织,还必须立即筹资、联系大学和学生,她写道:“这浪费了很多时间。”

“人们需要的是一个为高等教育定制的快速反应机制,每次一有危机或者紧急情况出现就立即作出反应,“她说。而最理想的情况是组成一个有国际基金支持的全球大学联盟,同时可以与政府紧密合作,解决签证问题。

如果要举一个比较相近的例子,那可能就是德国学术交流服务机构(DAAD)。这是一个政府机构。在德国,学术危机应对事件在公立大学已不足为奇,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德国为墨西哥湾沿岸的学生提供了30个免费入读大学的名额。2014年,德国政府又大力资助DAAD,要为“精英”叙利亚学生提供完整的大学教育,和一种毫无悔意的公民价值观浸没式课程。“我们说,好吧,这些人将会在德国接受训练,不只作为工程师或在科学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DAAD在北非,中东和海湾地区的部门领导Christian Hühlshörster说。“包括公民治理,社会,民主如何运作,如何协调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等。这些人如果有机会回叙利亚的话,我们希望他们会把这些带回去。”

DAAD收到了“大约5000个申请,”Hühlshörster说,他们将30位教授送到DAAD在安曼、贝鲁特、埃尔比勒、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办事处与500人面谈。最终可以获得奖学金的名额只有200个,而为了照顾那些有配偶和孩子的学生,奖学金的设置甚至可以覆盖生活费。入选的学生是全日制学生,在整个夏季会有高强度的德语课(因为报名者只需用德语或英语其中一门语言来面试)和Hühlshörster提到的额外课程。奖学金的总额是大约16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1亿)——CARA的奖学金约为100万英镑,那么算的话,DAAD的奖学金总额约是CARA的11倍。除了学费豁免(考虑到大学是公立的,这也只是换种方式让政府买单而已)以外,叙利亚学生的全部起居饮食DAAD几乎都覆盖了。

前不久大量难民涌入德国使事情发生了改变。DAAD现在主要资助德国大学的课后辅导和语言课程等,同时也资助Hühlshörster说的所谓“第三国家奖学金”,或是资助叙利亚难民“让他们在诸如土耳其、黎巴嫩、埃及等邻国完成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支付学费加生活费,让他们无需去欧洲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

Hühlshörster同意巴罗科在协调方面的看法,他指出DAAD正跟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政府机构进行合作。“以黎巴嫩为例,”他说,“法国跟黎巴嫩是有历史渊源的。如果跟这个机构达成合作,他们就能在黎巴嫩为我们提供服务。”

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化合作,将叙利亚大学生安置在境外的成本就很高——这意味着那些最有钱的大学,很可能是最适合来填补这一空缺的。这样的大学大部分都在美国,但在美国最有钱的20所大学里,只有埃默里大学和巴黎圣母院出现在了国际教育协会的叙利亚学生接收名单中。

我尝试联系了这份最有钱TOP 20名单中,几所大学的媒体关系办公室,包括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我询问他们是否商讨跟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学生或者学者相关的特殊计划。而目前只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媒体办公室作出了回复。

“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发言人马丁·梅步佳通过电子邮件写道。“像之前安排杜兰大学的学生(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是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才出现的。那些学生不久后就已经在其他机构注册得到暂时入读的机会了。”换句话说,那些被安置的学生并没有真正入读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而且不管他们暂时落哪里,在秋季学期结束后他们就会回到墨西哥去。

对叙利亚学生来说,回到霍姆斯(叙利亚城市)的Al-Baath大学是个不太可能的选项。而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甚至连选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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