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11 10:47| 发布者: simon | 评论: 0 |来自: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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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扭转人口趋势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激励因素，专家们说，它们与社会习俗而不是政府政策的关系更大。 研究表明，人口趋势健康的国家并不是那些提倡生育的国家，而是那些两性更加平等，社会互信度更高，移民更多的国家。 所以，即使对于威权主义的中国来说，提高生育率也并不容易。 学者和专家说，成功逆转低出生率的例子并不多见。移民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不是因为移民比当地人生的孩子多，而是因为他们往往处在生育年龄，且倾向于在新国家生孩子。 比如德国的生育率较低，大约每名女性生育1.4或1.5个孩子，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这个问题在前东德尤其严重，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因此一些人做出可怕的预言，说德国人口将会萎缩。 不过，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决定引入大量育龄阶段的移民和难民，此举几乎肯定会对出生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很多国家的出生率都很低。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很多国家的出生率维持在低水平，比如德国和奥地利，“但北欧国家和法国出现了逆转，”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的人口学教授贡纳尔·安德森(Gunnar Andersson)说。 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和态度提倡性别平等，在职场上对女性更加友好，提供假期和日托。但是人口学家说，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女性进入职场，有了更多的机会，于是较往常推迟了生育时间，而不是她们生了远远更多的孩子。 这就是“世代生育率”(cohort fertility)和“年代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的区别，牛津大学的人口学荣休教授戴维·科尔曼(David Coleman)说。前者指同年龄的所有女性在一生中的生育率，后者是指每年的生育率。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欧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推迟生育时间，这是伴随着女性在教育和职场的潜力得到解放而发生的，”科尔曼说。“所以，推迟生育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可避免的是，当出生率出现下降时，我们就误以为这会是一种永久状态。” 他说，一些女性随着年龄增长，觉得如果还想要孩子，就最好行动起来，于是“30岁、40多岁的女性生育率出现了缓慢的逐步增长。” 安德森说，在瑞典，年代生育上升之后又出现了下降，但世代生育率仍接近每名女性生育两个孩子。“一个世纪以来，瑞典女性一直都是平均生育两个孩子，”他说。 牛津大学研究社会政策的副教授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表示，战争和经济变革也有影响。他说，在动荡、战争或经济严重衰退期间，女性倾向于推迟生孩子，生育率会在之后赶上来。 牛津大学社会学、人口学教授弗兰塞斯科·比拉里(Francesco Billari)称，社会政策也会起到帮助，但并不是全部的答案。 “生育率回升的一个基本因素是，社会中的性别平等情况日渐改善，”他说。“女性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政策对她们有利、男性在家中更多地照顾孩子的时候，生育率就会上升。但社会需要首先为这些政策做好准备，并推动这些政策，或者向政治人物要求这些政策。” 比拉里举了意大利的例子。尽管传统上一直存在对堕胎、离婚和经济衰退的担忧，但意大利人口在持续地适度增长。不过他说，在历来较为富裕的意大利北部，家里的孩子要少一些，而较为贫穷的南部家庭规模更大，但“现在完全相反”。 他表示，在更富裕的北部，女性享有更多的性别平等和工作机会，生育的孩子也比以前多了。与此同时，在相对穷一些的南部，女性生育的孩子减少，南部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依然存在“更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参加工作的现象较为缺乏，更像中国”。 比拉里说，缺乏性别平等、职业女性人数较少、鲜有支持女性的社会政策，有助于解释俄罗斯、中欧和东亚的生育率为何普遍无法从低位回升。 他表示，总的来说，“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政府下令多生孩子，或是搬出爱国主义，甚至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补贴，往往不会大幅提升生育率。 一个明显且残忍的反例发生在1966年。当时，前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突然下令禁止一切堕胎。总生育率从1965年的1.9提高到了1966年的3.66，但后来再次下降。 在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统治时期，土耳其也通过向穷人发放福利来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将生育率保持在了2.1左右。土耳其官方认为，将生育率维持在人口替代率，对于保持人口稳定是必要的。 吉特尔-巴斯滕说，移民也能帮助稳定或恢复生育率，就像美国和英国一样，那里“根本没有人口政策，但生育率却比较高”。 中国会受到密切关注，但那些专家表示，他们认为新推出的二孩政策效果有限。他们说，部分原因是中国好几代人自己的经历都是在小家庭长大，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和住房结构，不利于大家庭。 “我们看到了一些改革，一些夫妇有资格生二胎，而其中很多选择不生，”吉特尔-巴斯滕说。“将会出现小的生育高峰，特别是在四川等比较贫穷的农村地区，那里的政策一直很严格。但即便在那里，这也是一个愿望问题。人们想向城镇迁移，但养孩子成为一种抑制该愿望的因素。” 中国城市住房非常拥挤狭小，科尔曼说这是进一步抑制养育更多孩子的因素。“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不会出现很多新生儿，”他说。“他们陷入了人口下降的困境。” 他表示，一胎政策及其他因素大幅降低了生育率。鉴于中国官方数据的可信度较低，实际上没人知道目前的生育率。吉特尔-巴斯滕表示，“生育率可能在1.4到1.8之间，但大多数人认为在1.5到1.6之间，低于人口置换率，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他解释称，这造成了“人口负增长惯性”，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每一代人的人口数量都有所减少，出生的婴儿也会较少。但他表示，未来10到15年可能会进行自动调整。 但就像亚洲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不能指望移民来协助解决生育率问题，因为东亚地区的移民很少。 比拉里说他不是很有信心。“我们实际上可能看到中国生育率在出现小幅上升后会进一步下降，”他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在年轻人减少，老年人还没有太多之前，会有一个发展的窗口期。 “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扇窗户正在关闭，”他说。“事实是工人们年龄变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变少，所以需要完全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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