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十八大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起，据统计，截至12月6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被查之时，已有16名大型国企高管被调查或免职。落马个案各有不同，但背后反映了一些普遍性问题，这给新时期国企改革敲响了警钟。       

        落马前均执掌“肥缺”

        进入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两位大型国企高管的落马引起业内关注。

        12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戴春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次日下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厅官方微博也发布消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下称柳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梁景理涉嫌严重违纪，自治区纪委决定对其立案检查。

        无论是戴春宁还是梁景理，官方发布的消息中均未提及他们被调查的具体原因。但有观察人士表示：“从以往看，被组织调查，往往是指这些官员涉嫌贪腐。”

        据本报记者统计，在十八大后落马的有名可查的大型国企高管有16名，数量不少。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2年，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243例案件中，国有企业高管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85件，占比35%。在85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有69个案件提及案发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31例)和招投标(13例)领域。其他领域还有：融资7例、人事调整5例、贸易4例、物资采购3例、证券3例、工程承揽2例、产品质量1例。85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案件共涉及30个具体罪名，主要有：受贿罪39例、贪污罪24例、挪用公款罪8例、挪用资金罪5例、滥用职权罪3例、诈骗罪3例。

        在本报记者统计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16名高管中，有9人来自能源行业，其中石油行业6人；有4人来自通信行业；1人来自银行业；1人来自军工行业。而在2009年以来近5年内被查处的省部级国企高管中，有3人来自能源行业，其中石油行业2人，核能1人；另一人则来自通信行业。这些落马国企高管，所涉行业大多为高利润行业，且执掌“肥缺”。

        提到国企高管落马，最受关注的当属今年8月份的中石油窝案。“窝案频发，击中的是国企在经营管理上的体制性软肋，”有专业人士认为，“由于企业内部制衡机制不足，导致内部人一旦达成一致，极有可能导致大规模集体犯罪问题的出现。”

        8月26日，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石油(7.81, -0.14, -1.76%)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十八大后落马国企高管群像

        之后第4天，9月1日，新华网发布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蒋洁敏是在今年3月才出任国资委主任的，从履新到落马，其在这个新的岗位上还没有坐满半年。而把他最终拉下马的，是其主政中石油时期的往事。

        据媒体披露，蒋洁敏被查处，与比他略早几天落马的王永春等四位中石油高管密切相关。今年3月18日，蒋洁敏辞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职务。按照惯例，在央企领导人离任后，应对其任期内进行离任审计。蒋洁敏自2006年11月接任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依惯例，相关离任审计的时间应是2006年至2013年，但“对蒋洁敏的离任审计时间延长至十年，审计的范围也扩大很多，还涉及一些传闻中的敏感问题，比如中石油临时资金拆借方面的情况、石化项目建设中总承包商的利益关系等”。 据媒体披露，王永春等四名高管的案发，正是与对蒋的离任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有关。

        蒋洁敏在中共十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也因此成为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个中央委员。蒋洁敏被公认为中石油改制上市的功臣，其在落马时又是国资委掌门人，可谓位高权重，但是打“虎”的大棒还是落到了他的身上。至于其贪腐的具体情节，目前尚不得而知。

        蒋洁敏的案发，则又把公众的关注牵引至其身份的“官商不分”上。有分析人士指出，一些国企高管依然在党管干部的序列中，横跨官商两界，在官商两种权力身份间辗转腾挪，商业权力与政治权力相互放大，外部监管更为失效，这无疑为腐败孽生创造了沃土。“这些出身胜利油田的高管、高官们出身都不高，从工人做起，一步步擢升到高位，因为利益关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查就连根拔起，成了窝案。”

        多为昔日企业“功臣”

        近年来，位高权重的国企“一把手”们的落马，备受外界关注。

        自2009年以来的近5年中，被查处的副部级以上国企高管共有4名，分别是：2009年被查处的中核集团原掌门人康日新(正部级)，中国移动[微博]原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副部级)以及2013年下半年刚被查处的原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副部级)，中石油原掌门人蒋洁敏(正部级)。此四人的故事虽各有不同，但梳理其人生履历与所作所为，仍可见一些颇具共性与规律性的问题。

        出身寒微，早年出类拔萃，是共同特征之一。

        中核集团原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是于2009年8月开始被调查的，是此四人中最早落马的一位，2010年11月被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像很多贪腐案例一样，平时“为人低调、外貌朴实”的康日新的落马，颇令人意外。康生于1953年，出身贫寒，“自康以上三代务农”。他年轻时当过食堂管理员、教师、快递员、车间主任，后来在某电管站工作时被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学习，毕业后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他从助理工程师起步，做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1996年进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2003年当上了党组书记、总经理。

        中核集团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央企”，当时，康日新是100多家央企“一把手”中唯一的(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康日新主政中核集团的6年，被外界评价为“这家大型军工央企步入核工业历史上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康的“开拓精神和改革举措功不可没”。而转折也在突然间到来：正处于职业巅峰期的康日新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罪涉贪腐。

        2009年8月中纪委证实了康日新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后，有业内人士用“震惊”来形容当时的感受。

        关于康日新的严重违纪，当时外界的猜测有三：一是涉嫌核电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泄密，并存在“灰色”交易；二是挪用公款炒股遭受巨额亏损；三是与2008年的中广核窝案有关。当时还一度盛传康的涉案金额高达18亿元。

        “因为中核承担核军工、核电、核燃料、核应用技术等领域的科研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核电系统招标都敢搞潜规则、涉嫌灰色交易的话，诸如核电站之类的各种核电工程又如何保证高标准严要求？”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惊”。

        另一个央企“一把”手中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蒋洁敏，与康日新有着类似的人生履历，也是一步步从底层干起来的：1972年，蒋洁敏进入山东胜利油田，从技术员、作业队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干起，后任采油厂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93年至1994年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委员，1994年调任青海石油管理局局长。

        蒋洁敏在青海石油管理局期间的作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青海石油管理局是中国最早开发的油田之一，当时正值储量下跌期，蒋洁敏提出以气补油，将勘探开发重点从石油转向天然气上，令青海成为中国第四大气田。后来，在他的主导之下又贯通三条输气管道，青海油田效益翻番。

        1999年2月，蒋洁敏调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助理，他以上市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参与并筹备了中石油的公司化改革和海外IPO上市。1999年11月，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完成，蒋洁敏出任董事兼副总裁。2000年4月7日，中石油股票在香港证交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微博]挂牌交易，跻身世界石油大公司十强行列。作为上市的“功臣”，当时年仅45岁的蒋洁敏甚至被视为集团内部最具国际视角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少壮派”。

        有媒体报道，“蒋洁敏一点都不像国企领导，做事干练，执行力强”，常能看到他对着规划图或是拿着图纸对公司的各种规划项目、油田分布、面积储量等侃侃而谈，“各种数据和名称信守拈来”。还有一种说法，蒋洁敏的父亲曾是其山东老家县物资局局长，天天骑自行车上班，退休后非要回乡下种田。蒋洁敏已经走上领导岗位了，每次回村，“在村口就下车，步行进村，小车只能在他身后跟着。和他家女人出门吃饭，也不开车，就是随便找个小饭馆，随便点俩菜就吃了。”也许他平素给人留下的正是这种印象，其落马才会更令人意外。

        早于蒋洁敏落马的原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还有一个身份——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生于1960年，籍贯吉林省乾安县。他1999年进入中石油系统，从吉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始干起，一直做到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被认为“爬升很快”。大庆油田内部人士网上评论称，王永春“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据公开资料，王永春在技术方面曾多次获奖。同时，他曾主持并参加国家级、部级和局级科研项目18项，出版两部专著。王永春执掌的大庆油田是中石油发展最好、对中石油贡献最大的油田，在中石油系统内地位很高。

        2009年12月被查处的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生于1958年，在他还不满42岁时即出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当时是电信业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曾被称为电信改革的铁腕式人物。2011年7月，张春江因受贿罪，被河北省沧州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作为30年来中国通信领域唯一被定性为个人严重违纪的副部级官员，张春江的落马，撕开了电信行业的隐秘一角。

        凸显“一把手”高位高危

        这些高管的落马，反映出中央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和对症下药的同时，也暴露出部分国企“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监管存在漏洞的问题，并警示国企改革的迫切性。

        就康日新案而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落马前还曾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则被媒体广为引用：“我这一辈子都在为核事业作奉献，如果我退休时，大家评价说，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我就很欣慰了。”据媒体披露，蒋洁敏也曾放出豪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

        究竟是什么使这些国企大员们在事业的征途中折戟？显然不仅仅是源于个人品行。“贪腐来自巨大的权力，”有人这样评论，“长期以来，大型国企公司的治理制度，特别是关于高管的权力制衡制度严重存在缺陷，是高管频频出事的制度因素。好的制度能管住坏人，坏的制度则能使好人变坏。”与此同时，不少大型国企的老总在同一家企业任职时间特别长，这在客观上更容易形成绝对权威，获得绝对权力。

        蒋洁敏落马后，有人把他与发生在2007年的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落马进行对比。陈同海案是近10年来中国石油行业最大的贪腐案，陈同海其人创下了央企“一把手”至今仍未有人打破的贪腐纪录：利用其担任中石化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石化股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1.9573亿余元。

        据媒体披露，在陈同海案发后，中石化领导班子成员曾反映陈朝纲独断，企业成为他的独立王国，数千万、上亿元的项目，都经常是由他一枝笔批示决定，重大工程的招标形同虚设，党组成员谈工作都要排队求见。

        “陈同海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2008年，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在谈及陈案时说。李荣融总结了陈同海教训的几条原因，第一条，就是“企业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健全，保证权力规范运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