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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前,他提出人传人、建议“封城”,自制口罩

2020-3-29 13:32| 发布者: yan | 评论: 0 |来自: 人民政协网

导读: 人类社会曾饱受瘟疫肆虐。在科学落后、医疗局限的时代,瘟疫常常无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国灭种。


19世纪,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学家解开了瘟疫——这种传染性疾病的真面目,使病毒、细菌等逐一暴露出来。医生也在长期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慢慢准确认识这些疾病,慢慢发展出战疫法则。

西医东渐,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为中国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把“减少人民痛苦”作为办学宗旨。代代北医人薪火相传,以“除人类之疾痛”为誓言,坚守、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他们是创立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鼠疫斗士”伍连德;是为“消灭梅毒”鞠躬尽瘁,死后捐献遗体的北医老校长胡传揆;是一生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糖丸爷爷”、北医1950届毕业生顾方舟;是“发现青蒿素”,创制新型治疗疟疾药物,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诺贝尔奖得主、北医1955届毕业生屠呦呦;是亲历各个霍乱疫情治理现场的流行病学家魏承毓;是“以身试药”,研制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的北大人民医院医生陶其敏;是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北医1960届毕业生钟南山……更是每一位奋战在非典、埃博拉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第一线的北医人!

追寻北医人百年战“疫”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医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是他们科学求索,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坚守;更是他们心怀家国,使命在肩的历史自觉。

鼠疫斗士

伍连德

1910年,中俄边境满洲里,一种“神秘而致命”的疾病开始蔓延。

最早,是在俄国的几个孤立的病例。他们先是发起高烧、开始咳嗽,继而咳血,然后死亡,皮肤发紫。这些患者多是捕捉旱獭(一种啮齿动物)的中国猎户。很快,中国劳工们被驱逐回国。9、10月,满洲里的病例开始增加。当地居民开始恐慌,争相购买火车票,沿着东清铁路(途径哈尔滨、长春、旅顺等地)向南部或东部逃亡。

铁路,这在当时堪称先进的交通,却成为了疫情蔓延的工具。

11月的第1周,哈尔滨报告了最初的病例。而哈尔滨附近,一个靠近铁路干线的小城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因为接待过病患,而迅速成为了最大的疫区。当时,这个小城的人口是24000人,等到疫情结束后,只剩下四分之三的居民。

第一例鼠疫尸体解剖

当31岁的医师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坐着俄式四轮马车抵达时,统计数据显示,傅家甸当天的死亡人数是10人。也许还有更多!当时的傅家甸,医护人员和设备极度匮乏。仅有两位西医被派遣来,负责防疫。他们把病人送进一个由公共浴室临时改造而成的医院里,并未采取任何隔离措施。而在街头旷野,不时可见被遗弃的死尸。

伍连德祖籍广东,是马来西亚华侨,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瘟疫爆发时,他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职。值得注意的是,举荐伍连德前来调查瘟疫的并不是医学事务相关的官员,而是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在东北疯狂争夺势力范围,而这次鼠疫则为他们独占东北提供了“天赐良机”。施肇基预见到了这一外交后果——“如果中国未能使用科学方法及时将猖獗一时的瘟疫扑灭,虎视眈眈的日、俄两个邻国就会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东北主权岌岌可危”。临行前,施肇基和伍连德当面商定好,要“做到相互自由交换报告,必要时可用英文”,由此,伍连德得以更清晰地表达他的观点,解释他的行动,并解决执行公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到达的第三天,1910年12月27日,在贫民区的一栋小房子中,伍连德得到了第一次解剖尸体的机会。整个解剖过程被严格保密,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尸体解剖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直到1912年,北医首位校长汤尔和两次呈请,北洋政府才在1913年11月颁布了准许允许尸体解剖的文告。

在显微镜视野下,切片标本里呈现出成群的鼠疫杆菌( Bacilluspestis )。在琼脂试管里的细菌培养后,进一步证实了这就是鼠疫。

鼠疫,又被称为黑死病,它曾经造成中世纪欧洲三千万人的死亡。1894年,鼠疫杆菌被发现。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由跳蚤咬了染病的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但此时正值隆冬,跳蚤罕见。而且在伍连德到达之前,日本细菌学家组织人手解剖了大量老鼠,没有发现一只携带鼠疫杆菌。这又如何解释?

伍连德大胆提出了他的推测:这是通过飞沫传播的新型鼠疫——“肺鼠疫”。也就是说,这次的鼠疫,无需通过老鼠、跳蚤,而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伍连德立刻将这一发现向朝廷通报。在发往北京高层的电报中,伍连德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一,当地要建医院和隔离营,要提供足够的经费,需从外地招募更多医师和助手;二,铁路需要严格管制,寻求与俄国、日本铁路当局合作,道路和河流也须派人巡查;三,要密切关注华北京奉铁路沿线卫生状况。

日趋严重的疫情报告令京城惶恐不安,列强驻京外交使团开始向满清王朝施压。北京政府向各级医疗机构征调医师、护理人员作为志愿者前去东北。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响应踊跃,中外医生、医学生纷纷报名。

三日之内,伍连德查明了“神秘疾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提出了防疫方案,这场防疫大战似乎有了个良好的开头。

戴不戴口罩?

但此时,傅家甸当地官员和公众的态度,却让伍连德的防疫工作举步维艰。

“官员似乎对事态的严重性熟视无睹,公众则处之泰然或听天由命。”伍连德记录道。他邀请当地官员在显微镜下观看鼠疫杆菌,试图令其信服这些“神秘死亡”的真实原因。但显然这收效甚微,伍连德认为:“需要有振聋发聩的悲剧事件来使他们猛醒。”

不仅是中国人,盘踞哈尔滨城的各国领事和前来调查鼠疫的外国医生们,对防疫工作也没有多少正确的认识。而且,面对伍连德这一华人面孔和中国官员身份,他们都难掩嘲笑、歧视之情,对其理论不屑一顾。

伍连德前去拜访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的医院时,发现这里的医师不像中国医师那样戴着防护口罩。这里的负责人认为,控制鼠疫的途径是灭鼠。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隔离措施。而且他们“自信”地表示:“在使用的哈夫金疫苗(灭活鼠疫杆菌疫苗)有神奇的功效,无须其他保护措施。”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戴口罩象征着胆怯或者缺乏医生的职业勇气。

很快,现实给了他们沉痛一击。前去病房访问的法国医师梅尼,依然没有戴口罩。他被病人传染上鼠疫,6天之后不治死亡。而这家医院的很多同事也死于鼠疫。

梅尼曾要求取代伍连德来统管防疫事务,他的不幸身亡引发震惊。连医学界的头面人物都难逃鼠疫?!各界公众终于第一次认识到这次瘟疫之凶恶,也开始认识到应该听从伍连德防疫的警告和指示。

戴棉纱口罩,这个简单易行的措施终于得到了落实。或者说,落实得太全面,大街上,人人都戴上了各种口罩。

在1910年至1911年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病院,还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上。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数千口罩,但药棉、纱布等必需品价格上涨,药品经销者大发横财。

太相似!110年前,他提出人传人、建议“封城”,自制口罩……
△伍连德设计的口罩,用外科手术使用的、宽度适中的洁白纱布制作,中间裹住消毒药棉。

火葬与拐点

“封城”、“隔离”、“消毒”,在伍连德的领导下,一场防疫战争打响。千余名步兵从长春调来,驻守城外,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擅出。在城内,傅家甸被划分成4个区,居民在分区内自由行动,进入其他区则需要特别许可。600名警察在城内日夜执勤,监管民众。每个区由一位高级医官负责,经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对区内房屋逐一检查,将发现的患者送往医院,将其家属及接触者集中隔离,对房舍进行消毒,每日向主管医官呈交疫情报告。租用一切可供使用的建筑,改造为办公区、消毒站、医务人员宿舍和隔离营,注重医务人员消毒。俄国铁路局借出的120节货车车厢,一字排列在空旷的地面。每节车厢均安装有燃烧木材的巨大的铸铁火炉供暖,用于收容大量接触者。

伍连德建立起来的这一套防疫措施可谓“严格、刻板、复杂”,但运行良好,并很快为东北其他地区所借鉴,各地纷纷建立起防疫体系。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伍连德开展的防疫措施为中国开启了用现代医学科学防治瘟疫的先河。“控制传染源、隔离”这些传统的措施,依然是当今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最有效办法。但在当时,在疫情进展的中间,依然是“焦虑、举步维艰和持续的期待”。

接触者起初人数不过百,但不久就超过1000;确诊的患者中,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病情会迅速恶化,常在入院后一两天内就死亡;防疫制度开始运行的第一个月内,鼠疫死者总人数已达3413,最严峻的一天死亡183人。

于是,与抗击鼠疫进展紧密相关的一个因素出现了——处理尸体。

起初,尸体由棺木装殓安葬。随着死亡人数增多,而改为直接掩埋。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棺木和尸体都堆积暴露在白雪掩盖的地面上,绵延数里。要知道,1月的傅家甸处于极度严寒的气候中,冻土可深达2米,挖掘墓穴极为困难。

伍连德巡视墓地后被这凄惨景象震惊,更为尸体造成的病菌二次传播担忧,他深知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集中火化。但当时的中国,土葬、守墓是公众的信仰,如何避免民众抗拒是横亘在他面前的困难。

伍连德决定邀请官员与他一同前往墓地,亲眼目睹惨象之后的官员果然一致同意支持伍连德奏请朝廷允许火化。众人焦急等待朝廷许可,三日后获得准许。伍连德感慨:“这不仅在中国,也许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破天荒之举。”

此后三天内,2200多具鼠疫死难者尸体被集中火化,此后,新增鼠疫死者也实行火葬,其他地区也随之立即效仿。

开始火化鼠疫死者尸体的日期是1911年1月31日,宣统三年正月初二。傅家甸这座小城已经付出了近四分之一居民死亡的代价。而恰恰是在这一天之后,死亡数字开始下降,并在2月持续减少。

在伍连德到达傅家甸的两个月后,3月1日,这里的鼠疫死亡人数下降为0!

傅家甸是东北鼠疫最严重的地区,但在东北其他地区,乃至河北、山东,鼠疫都肆虐而过。伍连德研究后认为:疫情传播路线精确地与新年期间农民从北方返回南方家中的路线一致,并沿着最快的旅行路线蔓延。如果计入漏报的死者,这场鼠疫的死亡总人数至少达60000人。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奉天城(今沈阳)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经由此,伍连德的名字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在动身离开哈尔滨以前,伍连德对医护同事说:“疫情迅速扑灭全仗大家精诚合作、刻苦工作、不怕牺牲和严守纪律。”参与傅家甸防疫工作的2943人中,297 人不幸殉职!

国士无双

鼠疫的惨痛,让伍连德萌生了建立一所中国模范医院的想法。然而时局剧变,辛亥革命爆发,他的这一想法在数年之后才得以实现。191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发起、自行筹资建立和管理的综合性西医医院破土动工。伍连德满怀热忱和期望,殚精竭虑,为医院建设辛勤忙碌,却拒绝接受任何的薪酬。到1917年12月,医院落成,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担任首届院长。晚年他回忆说:“这是我所付出了最大精力、苦心持续奋斗4年的医院,因为我意欲在中国将其建成一座模范的平民医院。”

1950年,中央医院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接收,更名为中央人民医院,后于1958年划归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1991年,医院在西直门南大街建立新址,也就是而今大家熟知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所在。“本仁恕博爱之怀、导聪明精微之智、敦廉洁醇良之行”的院训精神被继承至今。

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1960年,伍连德病逝于马来西亚,享年81岁。伍连德一生献身中国医疗事业:他领导多次疫情防治工作,拯救万千国民;他主张中国人‘自己办检疫’,从列强手中夺回了海关检疫权;他主持兴办了多所医学院校和医院,促进医学教育改革;他提议并参与组建了中华医学会……真正担得起一句,“国士无双”。

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伍连德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他的国籍标注为中国,他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

伍连德说:“我曾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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