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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中国事务所总代表中里太治称，“今后两国同样作为援助国，可以分享更多信息。虽然两国的对外援助机制不一样，但具体援助项目中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交流。” “怎么来到了这么个鬼地方！”1992年冬，日本环保NGO“绿色地球网络”的创始人高见邦雄和四名成员来到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调研，原本被告知此地盛产美人美酒，可到了之后，却是满眼黄土和身穿灰土色棉大衣的行人。天寒地冻中，一行人被空气中的煤烟呛得睁不开眼睛。 如今，高见已在大同种树长达27年。最初他没有资金，也缺乏环保种植领域的专业人才，有的只是一腔热情，加之大同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惨遭荼毒，村民对日本人有着很深的抵触情绪。但在高见的诚意感召和实际行动下，荒山秃地重新铺满苍松翠柏，村民看到新生的林地，打心底里接受了这个日本人。在高见看来，“种植于大地，更是种植于人心”。 高见脚下的绿地是中日民间友好的象征，也是日本对华援助项目的一个缩影。1979年，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开启，如今整整走过40年。之所以启动对华ODA，是因为日本政府相信，支援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有利于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还将促进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去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华期间表示，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对华ODA也完成了使命。据对华ODA实施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介绍，目前仅剩六个对华ODA项目尚未完成，最终其将于2022年彻底撤出中国。
大同口泉植物园内纪念中日合作育苗基地建设的”友好苑“纪念石 “除了仍在进行中的养老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六个项目，现在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对完成项目进行事后评估，还需要一段时间。”JICA中国事务所总代表中里太治告诉《凤凰周刊》。 黄土高原上的播种者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表示，日本应中国政府要求，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协助，“人们期待更加富强的中国的出现。日本之所以推行对华援助，不仅有日本自身的考虑，也是全世界的期待在做后盾。”由此，日本对华ODA正式拉开序幕。 访华期间，大平正芳向中方通报了第一年的500亿日元贷款，包括扩充北京到秦皇岛之间的铁路、建设秦皇岛港口、建设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等6个援建项目。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华ODA项目经历了从中国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内陆贫困地区的转移，援助内容也从最初的基础设施延伸到21世纪的环保、人才培养、防灾等领域。 在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黄河中心流域，分布着多达4300万公顷的荒地，水土流失导致农田减少，下游地区经常遭受干旱、洪水和泥沙的危害。致力于环保事业的高见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剧变，也预见了如果照目前形势发展下去，将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届时不仅会影响中国，还会危及日本。 1991年秋，高见来到北京“推销”自己的环保计划，但屡屡碰壁。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决定到其他地方试一试。“最初选大同并非自己的决定，而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推荐的地点。” 高见的起步并不轻松。其创办的“绿色地球网络”刚到中国时，团队一共只有5人，他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和中方签下协议书。“签了协议书就没了退路，只能到处‘化缘’。”高见说，“我签协议的时候答应要弄来10万人民币，然后就回日本筹钱，好在真的筹到了。” 此后，高见便扎根于这片黄土地。截至2017年，他的团队种植了约1887.5万棵树，种植面积近6000公顷。2016年，高见还被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授予“中日友好使者”称号。 常年户外的风吹日晒，让年过古稀的高见皮肤变得黝黑，习惯一身户外装束的他如果不开口，俨然是一个黄土高坡的农民。高见对酒情有独钟，走到哪里都不忘喝上一杯。他自嘲说，肤色“一半是晒黑的，一半是喝酒喝的”。 清冷的初秋，高见早早等候在大同口泉植物园门口，迎接前来的《凤凰周刊》记者等一行人。如今占地面积67万平方米的大同口泉植物园中心区域曾是中日合作育苗基地，也是高见最引以为豪的成果之一。 1994年育苗基地建设时只有3.5公顷，到2000年扩大至20公顷。作为日本利民工程项目，日方在1996年提供了1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加之NGO自己筹款资金，共同用于培育当地技术人员、建设基地和管理楼等。 据高见回忆，育苗基地的建成对植树造林意义重大。“当时大同山上种的树苗不仅质量差，而且只能去河北购买，但河北低海拔培育的树苗并不适合在大同生长。”经过几年试验，高见决定自己办一个育苗基地。如今山上遍布的各类松树，都归功于这片育苗基地。 2011年，育苗基地被当地政府收回改造成利民生态公园，成为周围居民锻炼、休闲的场地。高见的团队不得不转移阵地，在当地政府无偿提供的23公顷替代地上，从零开始打造“白登环保中心”。日本政府再次为此提供11万美元的无偿援助，用于培育新的育苗基地及植林区。 高见每年至少有四分之一时间待在大同，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到各县走访。1994年他在大同市大同县周士庄镇遇驾村做护林调查时，通过当地老人得知，该村庄竟然没有水井，很多村民只能喝沟里的雨水，更别提洗澡了。 2007年，在他的协助下，当地申请到日本政府3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村西600米处挖了第一口水井，并建起一座蓄水50立方米的水塔，联通每家每户。通水仪式上，村民们拿着扇子表演起传统舞蹈，初次前来的日本朋友也随之起舞。
2007年，在日本援助下，大同县周士庄镇遇驾村建起惟一一座水塔，让自来水接到各家各户。 广灵县苑西庄村同样是个缺水严重的村子。每天清晨，村民挑着铁桶在水井前排队打水，但由于出水有限，每天几乎难打上一桶。以至于村民每次洗完脸的水都不敢倒掉，接着用作家畜饮用水。 高见被这样的场景所震撼，立刻向日方申请资金。后在日本邮政省国际志愿者储蓄基金和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的支援下，村里打出一口每小时出水15吨的水井，成为这个县最深的水井。 通水仪式结束后，一位老人紧紧地握住高见的手不放。“这下可好，再也不用出去讨水喝了。没想到今生在世能遇上这么大的好事。”说着说着老人哭了起来，结果把高见也弄哭了。通水后，村民们在院子里种起各种蔬果，尽管数量微不足道，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巨大的变化。 重庆轻轨成为网红打卡地 为了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以优越的贷款条件对基建等大型项目提供了资金援助以及技术支持。 在奔腾的嘉陵江畔，蜿蜒多变的轻轨从20层的高楼中穿楼而过——高楼除了6至8层是地铁站，楼上住人，楼下是办公楼和商铺。这是重庆轻轨二号线李子坝站的奇景。近年来李子坝站在社交媒体走红，每天都有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重庆市政府还为此修建了观景台。 重庆轻轨二号线是中国第一条跨坐式单轨，这条轻轨的问世，离不开早期日方的贷款和技术支持。日方推动者之一是时任日本单轨协会技术部部长石川正和。 上世纪80年代，时任重庆市市长孙同川访日期间乘坐了北九州的单轨列车，于是希望引进单轨技术改善公共交通并将其建成重庆旅游的名片。然而，石川在赴重庆考察后得出否定结论。当时重庆方面设想的线路是如今的一号线，但石川认为，该线路70%都是隧道，无法发挥轻轨的特点。 随着机动车的增加，1991年重庆市在新一轮城市规划中，为改善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问题，提出建设3条轨道交通线路的规划。建设轻轨的时机终于到了。 中国城市轨道协会交通资深专家沈晓阳是轻轨建设中方的带头人之一。他回忆称，“我们赴日考察时，时任海外铁道技术协力协会最高顾问、日本单轨协会副会长菅原操提议说，要从技术角度认真考量轻轨是否适合重庆，并建议我们可以通过与JICA进行合作的方式，使用日本的资金做可行性调查。” 1992年项目敲定后，菅原操从日本带来了15人的专家团队，到重庆调研近一年，考察这里的交通情况、山形地貌、客流量需求以及可以减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等。轻轨转弯半径小，运行噪音低，爬坡能力强，可通过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修建高架桥墩来架设轨道，非常适合山城重庆的地形。 日本专家团队最终在10条线路中选定了二号线。2000年，二号线的可行性报告得到正式批准并在同年动工。日本为该项目提供了约271亿日元的贷款。
重庆轻轨二号线网红景点李子坝站，列车穿楼而过。 沈晓阳告诉《凤凰周刊》，轻轨建设中最难的事情是要达到“国产化率70%”，因此该项目仅从日方购入2列编组（共8辆）车辆，其余车辆由日方与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生产。“日方最初担心，不知道我们的设备质量是否过关，中日合作项目如果出了质量问题谁来负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由日方进行技术培训，宁可延期开通，也要把本土化生产做得细致。”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中日技术专家的努力下，2005年6月18日，二号线正式开通运营，全长19公里，纵贯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狭长的渝中半岛。 在二号线佛图关车站旁一个养老机构外侧，有一面纪念墙，墙上留有数百位轻轨建设者的手印和名字，还刻有轨道建设大事记。沈晓阳感慨说，“菅原操老先生一直让我们非常感动。他除了为重庆的单轨建设出谋划策，还为重庆整个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提出很多意见和帮助。” 2009年，菅原操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国家友谊奖。他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我感到很荣幸，实际工作大多是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司的各位在做，真正应该受到表彰的是他们。” 这次合作也让中日建设者之间结下深厚友谊。“石川先生和我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每到新年，他会自己制作贺年卡，附上全家福照片寄过来，还说很想念大家。”沈晓阳说。 李子坝站则成为电影取景地，2006年的电影《疯狂的石头》首次将其带上银幕，2016年的电影《火锅英雄》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同样在此取景，进一步推动它的走红。今年“十一”长假期间，仅10月3日一天，李子坝站进出站就达到近7万人次。 中日转向第三方共同援助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日本却面临严峻的财政局面，进入泡沫经济时期，很多人觉得，应该把对华援助集中在更需要的领域。尤当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看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军力的增强，“叫停对华ODA”的呼声在日本国内高涨。 日本对华ODA包括有偿援助（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其中要数有偿援助规模最大——截至2017年，日本对华总计提供了约3.32万亿日元的低息贷款。 考虑到民意，日本政府2001年重新制定《对华经济合作计划》，将对华ODA项目领域收窄，日元贷款不再用于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调整为以内陆地区为主的环境治理及人才培养等。无偿援助方面除人才培养领域外规模均有缩小。到了2008年，日本政府正式终止对华有偿援助，仅保留对已有项目的继续贷款。此外，还保留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项目。 此后，日本对华ODA主要集中在环境治理、疾病防控、赴日留学人才培养和海外志愿者派遣项目等领域。 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2009年受到日本点字（盲文）图书馆的帮扶，配备了录音室、10台DAISY听书机（可从目录中选择想听章节或任意页面的播放机），并创办了《心目图书馆》，为视障学生提供有声图书和读电影的服务。《别把梦想逼上绝路》的演讲者董丽娜就是依靠DAISY听书机完成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本科学业，毕业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语音工作者。 日本对华ODA利民工程无偿援助的最后一个项目事关垃圾分类。今年3月，日本为江苏无锡市惠山区的一个体验型环境学习示范教室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援助。该项目旨在培养当地民众的垃圾分类习惯，以及把厨余垃圾加工成农业堆肥，实现绿色循环型农业。 去年10月，日本政府宣布，在2018财政年度终止新采纳对华ODA项目。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希望今后两国能够协调推动发展合作领域的对话及人才交流，以及进行有关气候变化、医疗卫生、海洋塑料垃圾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 然而，在评价40年的援助成果时，日本《产经新闻》批评说，日方对华援助的初衷和结果之间断层太大，日本官民为了日中友好提供的援助在中国民间并没有被广泛知悉。早在2003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公开对中国民众不了解日本经济援助表示过不满。 “对华ODA项目推进时遇到的最大困境，其实是两国的民意。”中里太治坦言，不止日本，当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时，中国国内的舆论阻力也很大。“比如给一些项目机构打电话，对方可能不敢接。2012年，中方人员赴日培训的项目一度不得不取消。” 虽然日本结束了对华ODA，但随着中国从受援国身份转向援助国，两国在对外援助中还有不少“过招”机会。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2018年度ODA预算申请比上年增长10％以上，主要用于安倍提出的“印太战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而这些政策的重点实施地区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合。 不过，来自外务省的数据显示，2018年ODA项目的实际投入费用并无明显增加，其中无偿资金援助减少，向JICA提供的资金持平，对国际组织的费用增幅达0.1%。 去年10月访华期间，安倍表示“希望构筑日中两国并肩为世界稳定与繁荣作贡献的时代”，双方决定创设“开发合作对话”。这是有别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的框架。 今年5月23日，中日政府在北京举行“开发合作对话”首次会议。据内地媒体报道，“开发合作对话”是中日为联合推进对第三国ODA和人道主义援助而设立的框架。外务省官员表示：“我们可以向中国介绍日本的ODA经验，推动中国为援助对象国的健康发展作贡献。”将来，中日会在工农业和防灾等广泛领域的项目中进行合作，包括分摊出资额和提供技术支持等。 “回看40年来丰富多彩的合作，为日中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固基础。”中里太治总结说，“今后两国同样作为援助国，可以分享更多信息。虽然两国的对外援助机制不一样，但具体援助项目中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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