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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多有论述。梁思成曾在《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指出：“北京城是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埃德蒙·培根在《城市设计》一书中评论：“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 前辈学者在对北京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予以高度评价之时，皆指出北京古代城市空间营造与天地自然环境存在深刻联系。北京老城所体现的中华文明惊人的连续性与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对于克服工业革命之后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修复天人关系，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子午卯酉”时空格局，直通农业文明原点 不同于西方城市蔓延生长模式，北京所代表的以天地自然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东方城市营造模式，导源于中华先人固有之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息息相关。 种植农业之发生，意味着人类不但驯化了作物和动物，还准确掌握了时间，后者则以“辨方正位”“历象日月星辰”为基本方法。 《周礼·考工记》记载了立表测影、辨方正位之法，即以直立的表杆基点为圆心画圆，太阳东升时，表杆之影与圆有一个交点；太阳西落时，表杆之影与圆又有一个交点；将两点连接，即得正东正西之线；将此线中心点与表杆基点连接，即得正南正北之线。在这套观测体系中，“槷”（观测日影用的表杆）与“规”（以表杆基点为中心在地上画出的圆）共同组成了“中”字之形，这正是汉语“中”字所象之形，这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以轴线对称的“中”字型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南北子午线，在正位定时活动中，是最为重要的观测轴，中华先人正是通过在这条子午线上，立表观测正午时分日影消长之变化，得知一个回归年的准确时间，并掌握夏至、冬至、春分、秋分4个重要时间节点，进而确立一年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 北京明清老城之卯酉线，即日坛与月坛连接线，正与春分、秋分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永定门至钟鼓楼子午线（即城市南北中轴线）两端左近，则是冬至祭天以迎长日之至的天坛，夏至祭地以祈年谷顺成的地坛。子午线与卯酉线交会于紫禁城三大殿区域，象征三大殿乃立表之位，正与太和殿“建极绥猷”匾、中和殿“允执厥中”匾、保和殿“皇建有极”匾（皆乾隆御笔）真义一致。 此种空间布局，是中国古代因天文而人文之世界观的经典体现，其所提示的观象授时体系，直通农业文明原点。 对农业时间更为直观和精细的掌握，则需通过“历象日月星辰”，即夜观星象来实现。浩瀚太空群星灿烂，其中的北极、北斗和位于太阳视运动轨迹及天球赤道一带的28个星座，即二十八宿，为先人观测天文，确定农业时间，提供了理想坐标。 二十八宿绕北极，北斗健行其间，银河从中穿越，春夏秋冬、阴阳五行与之相应，这是古人所理解的天道；敬天信仰由是而生，对中国建筑与城市布局产生深刻影响，风水理论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实为观象授时天球坐标体系及由此建立的敬天信仰之投影；象天法地，与自然环境整体生成的营造观念由是而生，这在北京古代空间环境规划中有着经典体现。 北京明清老城子午线（中轴线）与卯酉线于三大殿区域交会，彰显三大殿居中而治。此种空间布局所提示的古代天文观测体系，正是中华先人创立农业文明必须掌握的基础性知识。 主流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 北京老城空间格局及其内蕴的营造思想，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主流文化海纳百川、一以贯之的高度包容性与适应性。 位于环渤海地区的北京，是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结合处，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不但孕育了中华早期文明，还伴随着夏商周王国、秦汉帝国的建立，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张忠培语）的纵深发展。 侯仁之在《北京城的兴起》一文中论述，远在旧石器时代，从早期的“北京猿人”或简称“北京人”，一直到晚期的“山顶洞人”，也就是大约从七十万年前下至一万数千年前，都有古代人类繁衍生息在北京小平原西侧的沿山洞穴里。到了大约一万年前，人类才从山中下到平原，开始建立起原始的农村聚落。 他在《论北京建城之始》一文中特别指出，在北京原始聚落上建立的蓟国，其所在位置既是古代直通中原的南北大道的北方终点，又是分道北上以入山后地区的起点，实为南北交通的枢纽。而北京北部的燕山山脉，正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水岭。 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指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之一，对燕山南北长城一带进行区系类型分析，可以认识到这一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南北朝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苏秉琦所言“重头戏”，皆以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碰撞交融为主题，北京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中心舞台，主旋律正是“传承、吸收、融合、创新”（张忠培语）。元代藏传佛教引入汉地之后，以北京为中枢，推动了汉、藏、蒙、满民族的大融合，使“国家一统多元”达到一个新高度。北京古代建筑与城市遗存，为这一宏大历史的持续、纵深发展，提供了宝贵见证。 三千年建城史不该留下的空白 对于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来说，其古代城址的情况，早于金代之前的，因无科学的考古报告，学术界众说不一。考古工作如不能及时跟进，待众多建设项目掘地三尺之后，城市考古便无从谈起，北京城市史就将留下巨大空白。 众所周知，蓟为北京建城之始。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东汉起，蓟城为幽州治所，隋废幽州改置涿郡，唐改涿郡为幽州，称蓟城为幽州城。契丹936年占据幽州，938年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学术界根据北京古代水系分布情况，以及相关历史记载，确认蓟、幽州、辽南京的核心部位在今西城区宣南一带。但这些城市的城墙边界何在？城内如何部署？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调查，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1122年，金攻陷辽南京；1151年，金决定迁都南京；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南、西三面扩建而成，城内置六十二坊，皇城略居全城中心，街如棋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部门对金中都城垣遗迹做了调查，对历来有争议的中都城周长，通过实地勘测得出较准确的数据。而中都城十二门的具体位置，因只有历史文献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踏察为证，尚停留在“大体可以确定”的阶段。 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在中都东北郊营建大都新城。1964～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对元大都城址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形成了《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等报告，证实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今建国门南侧的古观象台即元大都东南角楼的旧址，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的中轴线吻合，今天北京内城有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等等。此项工作，填补了元大都研究的空白，为城市考古积累了丰富经验。 遗憾的是，这类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未能朝着北京更为久远的历史延伸，以至于对元代之前，特别是金代之前北京城址的状况，至今多停留在文献和推测阶段。 1990年在北京西厢道路工程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沿今西城区滨河路两侧，对金中都宫殿区进行考古钻探与发掘，探得夯土区13处，基本确定了应天门、大安门和大安殿等遗址的具体地点位置。但在此后的大规模老城改造中，尽管在宣南不时有一些地下古遗迹在施工中被发现，但都不是文物部门主动发掘的结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施工单位破坏。 北京市应该把城市考古作为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来对待，以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把失踪的城市史寻找回来，使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得到科学实证，以无愧于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地位。 软实力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 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北京及其所在地区、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和平发展，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 ——北京历史文化价值是国家软实力建设及可持续和平发展的巨大思想资源与战略资源。 北京老城空间营造所包蕴的敬天信仰、象天法地理念，实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中华先人所推崇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对于校正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后推行增长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等危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重塑可持续的天人关系，就必须在科技创新基础上，向中华先人学习，充分汲取中华文化的养分，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推入更高境界，进而成为人类共同分享的价值。这是21世纪中国之于人类的责任，也是中国人应该做出的贡献。 北京历史建筑与城市空间所见证的“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彰显中华文化有容乃大的开放性与适应性，这是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亦明显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古代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式发展，对于今天人类和平事业的建设，具有巨大启示意义。 ——不可复制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建立可持续的财政模式，提供巨大机遇。 历史文化资源是北京的吸引力与核心竞争力所在，是北京城市价值的基本保障。可以预计，房地产税（亦称不动产税）开征之后，北京市将从文化遗产保护所提升的不动产价值中获得合理而可观的财政收入，由此产生一系列正面效应： 一是从根本上扭转老城区政府单纯向土地开发要财政的片面倾向。 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提升不动产价值，房地产税能够将这一增值合理返还财政，在这样的机制下，老城区政府必然专注于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在内的公共服务供应；此项税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使各级干部真正树立文化遗产保护也是政绩，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观念。 二是使北京市各城区及北京所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的水平分工成为可能，区域协调发展获得保障。 应该看到，目前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健全，多仰仗行政力量推动的局面，与当前税制深刻关联。在分税制条件下，地方税的主体是增值税分成，导致各个城市倾力做大经济规模，形成同构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城市之间无法实现水平分工。在北京市内部，由于市区两级财政分灶吃饭，区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存在类似情况。房地产税改革到位之后，这一情形可望得到很大改变。 三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遏制人口膨胀将获得有力保障。 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在内的公共服务投入，能够确保充足的房地产税收入，北京市各级政府就能更加自觉地放弃经济规模的不合理竞争与扩张，致力于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特别是外迁不适合首都城市性质的产业。经济规模一旦得到合理的控制与调整，人口规模膨胀就能得到有效遏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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