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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若英:我很担心“晚节不保”

2018-5-15 06:37|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来自: 三联生活周刊

导读: 刘若英大概没想到,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上映9天票房就达12亿元,同时也因为预售退票事件成为话题焦点。但开拍前,她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头洗了一半,总得把它洗完。”


三场哭戏

拍摄周冬雨和井柏然在车里告别那场戏当晚,海拉尔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

除了两位演员,其余人都在室外。这是场夜戏,晚上8点钟开始。它分量吃重,因为剧情进行到这一步,前头铺垫的所有情绪要借助这一幕倾泻出来。周冬雨扮演的小晓和井柏然扮演的见清曾十分相爱,二人来自东北同一个小镇,同样北漂,恋爱几年,却未能走到一起。

电影开始于一场飞机大面积延误,分手数年后的二人在同一班回北京的航班上,而后,由航空公司安排住进了同一家酒店,由此触发回忆。过去种种开始以彩色画面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每当镜头转向现实,画面又变成黑白。短暂重逢,二人很快面临再次告别,而他们各自都知道,别后相见已难。所以这场戏的情绪拿捏特别重要,导演刘若英也因此决定,当晚重点就拍这一场。

但周冬雨不明白,这明明是场告别的戏,她为什么得笑。刘若英给她讲,遇到这种情况,两个曾经深爱过的恋人相逢,一起回忆过去,一定会自问:“明明至今相爱的两个人,当初为什么会分开?”更惨痛的现实是,几天后,要分别去过各自的生活。这个时候不笑,那还能怎么样。


电影《后来的我们》剧照。“周冬雨在表演上是天才”,刘若英如此评价

另有一场戏周冬雨一开始也不太明白。回忆线中,往年二人都一块儿回家过年,那一年见清却进了拘留所。小晓为了瞒着见清爸爸(田壮壮饰),假称见清是因为工作忙才未回家,她代为去家里问候。周冬雨不明白,吃完饭,从家里走出来,走了就走了,为什么一出门得哭。

刘若英倒也想复制张艾嘉给自己讲戏时的方法,“90后”这一代人的经历不像从前,就只好又讲起自己的经历。她是这么讲的:“每次我回家看我祖母,她问我拍戏辛不辛苦,我会给她讲,保镖5个,他们都帮我弄好了,剧组都是请厨师,菜式很丰富,都讲得特别夸张。实际上坐下来吃家里那一口饭的时候,就已经想哭得不得了。”

刘若英跟本刊讲起这场戏时,说自己“从前也不会哭,哭戏真的是演员面对的第一道坎”。

上世纪90年代,她主演了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渔》。有一场戏是小渔要跟她为了绿卡假结婚的美国人道别,虽是假结婚,相处后的情感其实已经非常复杂。新人刘若英哭不出来。那还是惯用滴眼药水佯哭的时代(可能现在仍是),张艾嘉不这样,她坐下来跟刘若英聊天,直到把她“聊哭”。聊天的主题是,“刘若英,你想想自己有多惨”。


《少女小渔》剧照

有多惨?80年代,刘若英高中毕业后去了美国加州读大学,读的是古典音乐专业。80年代的留学生比现在可苦多了,卖家具、刷盘子这些工作她都做过,最多时同时打4份工。回台湾后,她又进演艺行业,从小养育她长大的祖母约法三章,如果几年内没有进展,就离开这个行业。

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得到改善。“我记得我已经得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了,还在躲管理员交物业费,躲了半年。因为管理员晚上12点下班,那半年我都是12点后才敢回家。那时候我月薪1万块(台币),房租就8000块。我就觉得,反正我在工作,有便当吃,所以每天工作结束,大家有不吃的便当,我都拿回去,不喝的矿泉水,我也扛回家。”

那种“到底还要坚持多久”的心情被刘若英用到《后来的我们》里,成为该片除了爱情外的另一大主题:北漂。

之后,另一场哭戏又让刘若英拿到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天下无贼》中,她和刘德华扮演一对贼搭档。接近尾声处,刘若英独自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她,她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警察起身走后,刘若英继续刚才的动作,拿一张饼,提筷,夹两片鸭肉,卷上,塞到嘴里,大肆咀嚼,但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落下来。这场戏被网友封为“教科书级别的哭戏”。刘若英作为演员的地位从此更加为观众认可。


被网友封为“教科书级别的哭戏”

女人四十

张艾嘉导演的电影《20,30,40》中,李心洁、刘若英和张艾嘉分别扮演三个年龄段的女性。其中刘若英的部分是三十岁阶段的空姐想想。张艾嘉找她时,说:“你本来自己就爱写,那这个人物你来创作吧。”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后来的我们》并不是刘若英第一次以演员之外的身份参与创作。

距离《20,30,40》上映已经过去近15年,当年刘若英三十出头,机缘巧合,如今她也站在了张艾嘉当时的位置上:四十多快五十的女演员,已经没那么年轻,更何况有老公有小孩,生活面临新的困境,又以导演身份投入电影创作。对刘若英来讲,这重身份又是新的。


“要开拍的时候,惊呼,天呐,真的要开拍了。但,头都洗了一半,总得把它洗完。”

刘若英决心向张艾嘉学习。“跟那么多导演合作过,跟张姐最亲近。她是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对我的演员们。我才刚开始,艺术层面学不来,起码可以像她一样每天很优雅地进片场。实际上这太难了。我常常不知道自己一天是怎么过的,我出门的时候明明画了眉毛,回家发现没了,一问,他们说早就不见了;明明早上振作地去,怎么到了中午就垮了。”

《后来的我们》摄影指导李屏宾也跟张艾嘉合作多年,张姐以外,这位“宾哥”也对新人导演刘若英助益颇多。要“把头洗完”,刘若英尝试“把压力分担给其他人”。制片张一白给她出主意,说这个片子可以在彩色中穿插黑白画面。与传统上“回忆画面用黑白”不同,《后来的我们》反过来用,反而将回忆时间线画面设定为彩色。男主角见清是游戏编程师,借由他在影片中赖以翻身的游戏设计理念,“如果伊恩找不到凯莉,那他们的世界就会失去色彩”,这一黑白彩色色调转换获得更多正义性。

许多人好奇,刘若英当演员和歌手都非常成功,为何要开始当导演,而且这个尝试发生在今天。残酷的现实是,女演员一过四十,合适的剧本越来越少。刘若英从前塑造过若干深入人心的角色,一度成为她个人标签的一部分——“大龄未婚女青年代表人物”。甚至,2015年她结婚消息传出,一些文章的标题干脆说这使得“台湾四大黄金剩女重新洗牌”。


曾跟“剩女”标签牢牢梆在一起的刘若英,结婚生子的消息传出时曾引发许多感慨

“华语片本来就很少超过四十岁的女主角。那你怎么办?还是不能强求,没有就不演,不能因为没有,就去演烂片。”

看上去,导演是另一个选择。当导演拍戏之前,刘若英幻想,幕后工作可以不用再减肥,不用化妆弄头发,不用上那么多通告。“怎么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她发朋友圈哀叹:“我的演员去哪里了?”已经在拍下一部作品的井柏然在底下评论:“导演加油。”

实际上,导演的确没那么好当,从明星到导演,不是头衔的转变那么简单。从前当女明星,刘若英飞行日当天是不工作的,“下了飞机需要泡澡和运动,要消肿”。而且以前从台湾到北京,最快也是下午3点40分到,现在直飞,11点多就到了,下午就开始工作了。现在当导演,“觉得自己糙了很多”。“我录了180多个ID,每一个可能都很短,比如只用说:《三联生活周刊》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欢迎观看⋯⋯但有时候要具体到××影院的解放路分店哦!他们会说,导演都是这样工作的,你看人家王宝强。”王宝强也是艺人变导演,以新人身份执导了《大闹天竺》,甚至真的去现场领了“金扫帚奖”——《青年电影手册》发起的华语电影最差影片奖。

但是年龄非常残酷,更何况“拍戏催人老”。女演员如何面对年纪这件事?“一定会老的,要老得优雅、值得,带给你的是什么,智慧、自在。经历更多,感受更多。要对得起老这件事。你说怕不怕?怕。今年之前,别人问我什么时候最美,我都说素颜的时候,泡在浴缸的时候。现在会说化了妆的时候。原先对素颜极有信心,今年突然觉得,素颜不能看了。”

专访刘若英: 我很担心“晚节不保”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的我们》剧本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刘若英:故事改编自我自己写的一个小说,名字叫《过年回家》,讲的就是年轻男女的故事,发生地是台北和台湾最南的城市屏东。因为要讲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又找了大陆的编剧。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做巡回演唱会,一到星期五,监制和编剧就会飞到我做演唱会的城市,我们讨论剧本,以至于周六我常常沙哑着上台,因为前一晚讲太多话。你看编剧名单上还有另外两个名字,因为见清做游戏,所以要(找人)做一些采访和研究,把控真实度。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过程中,哪一场戏最难拍?

刘若英:火车停下来那一场戏就很复杂。我们谈下来火车会为我们在那个位置停2分钟,一共停3次,所以只有6分钟可以拍。但要拍多种镜头:火车停下,火车启动,车的里面,车的外面,人在车前,车在后面动。我们包了两节车厢,却有300多个人在里头,大家轮流坐,在里面17个小时,拍完晚上还要坐车回来。又因为还有在里面吃饭的戏,制片部门就开车在前面,带着饭等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上车后发现,火车不是一直直行的,它会拐很大的弯,那时候光就会不一样,常常是拍个10分钟,又得等合适的光。


电影《后来的我们》工作照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后来的我们》和你的成名歌曲之一《后来》有什么关系?

刘若英:其实没有。因为很多电影已经叫“过年回家”,我就得改名字,一开始起名叫“关于爱”。有一天我听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现那个歌词不就是我电影里的故事嘛:曾经的恋人,各自过着人生,可是在心底深处某一点,爱情还幼稚单纯地存活着。我就传讯息给阿信,说“名字给我用”。这才叫了《后来的我们》。我不会用自己的歌来做一个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不?

刘若英:比如《后来》这首歌,我一直觉得是大家的,我不想用一部电影去总结,不想破坏大家对它的想象。《后来》唱到今天,已经是大家的故事了。但比如《为爱痴狂》就是我一个人的。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不会用自己的歌来做一个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讲讲电影中关于“吃面”镜头的想法?

刘若英:没有钱的时候,最容易吃方便面,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又想为电影里的主角们找一个特定的生活习惯,一个到了哪里都会跟着你的东西,就好像那张沙发。我就想用方便面来做不同的表演,快乐地吃,孤独落寞地吃,抢着吃,剩下一半没人吃。用表演说话,而不是用台词讲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本身有丰富的表演经验,这些经验在导演这个岗位上是有所助益的吗?

刘若英:有。毕竟拍了二十几年的戏,现场每个部门都在做什么,相比编剧变导演,演员变导演可能要更清楚。另外,由于切身体验,我可以站在演员的立场上,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舒服的表演环境,我说的舒服不是冬暖夏凉那种舒服,而是一个松弛的利于艺术创作的表演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在跟演员沟通时,自己的表演经验能起到作用吗?

刘若英:表演本身,如果是靠经验累积起来的,那就是不可靠的。在表演上,只有实际的人生经验能对表演有帮助,拍了多少部戏帮不到表演。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参演过若干部舞台剧,比如林奕华导演的作品,你怎么对比舞台剧和电影表演的不同?

刘若英:舞台剧不一定更难,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尽管它有风险,比如当天的身体状态、专注程度等,但它在情绪上是连贯的。但电影它是分段拍摄,所以时常要去追索当时的情绪,情绪分段拍摄的结果是,我得记得我5天前的情绪,不能因为今天心情好,演出了另一个状态,你要接得起来。你跟男主角抒发情绪,可能男主角当时根本不在,你穿着高跟鞋走得很自然,可是脚下其实是轨道。

三联生活周刊:从演员到导演,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刘若英:你在这里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哦,原来导演的采访难很多。我以前当演员,只用回答自己的部分就好了,现在演员的问题要我来答,摄影的部分要我来答。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确会对导演期待更多。

刘若英:真的吗?我最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晚节不保。为了电影宣传,去做一些以前不做的事。作品上,我已经“不保”了,因为已经拍了几部烂片,当然事先并不知道是烂片还去演,而是满怀热情地去拍了一个星期,才发现的。但你已经演了,怎么办?只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员在这方面并没有决定权。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提到的“晚节不保”具体指什么?

刘若英:在宣传上其实我的底线很低,唯一做不到的是比如我绝不制造新闻,买一个热点或者别的什么。这次配合电影宣传,我答应出一本书。我以前写书都要改很多遍,但要配合电影,它就不再是一本独立的书。所以我写书的同时,又在做后期,可是又答应他们了,这样写的书,质量会降低,我就很担心在这个层面上的晚节不保。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回过头去看《20,30,40》,你会演得不一样吗?

刘若英:我可能会演得更骚一点。张姐跟我讲,想想这个角色需要更夸张更妩媚,可对当时的我来讲,她穿得那么紧,窄裙,眼线,我是很男孩子的人,这些对我来讲已经够骚了。


《20,30,40》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有了孩子后呢,在表演上有无新知?

刘若英:我觉得我以前的妈妈都演错了。2007年的电影《绑架》,我在里面演一个儿子被绑架的香港督察,虽然入围各种奖(该年金像、金马和金鸡三个奖项,刘若英都凭借此角色入围最佳女主角),但我当时心里还是会想,会不会演得太过了,而且也有其他人这样说。我自己做妈妈后,我反而觉得,我演得不够。妈妈对小孩是真着急,生个病都心急如焚,更何况被绑架,虽然可以演“镇定”,但视角肯定不一样,更能够知晓痛苦。人是没法设身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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