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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自胜者谓强,自修处求强

2017-9-19 08:45|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来自: 网络

导读: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挺经》原典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原典精译

  智、仁、勇”这三个达德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更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开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工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合乎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拥有这四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只是数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老弟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更应在此下工夫呀。

  凡是国家要强盛,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越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萧、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智慧解析

  一、从自修处求强

  强即刚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也就是人要有倔强之气,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以求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明就是高明、精明,它要靠学习得来,而且要终身学习,才能保持对新生事物和变化的认知与分析能力,才可以正确地决断。有了明,才能求强,强即经得起风浪、刚强、倔强、奋发图强。明强分解开就是对智力的提升与实力的提升的追求。

  怎样才能明强?曾国藩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强大有两种:一是将仁义与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二是斗智斗力的强大,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他认为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终归会失败。

  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也知道自己“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至友人陈源衮处为其母拜寿,“席前后气浮言多”,同汤鹏等人讨论诗文时“多夸诞语”。几天后,曾国藩设家宴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双方都搞得很不愉快。。曾麟书看不过去,责令曾国藩亲自登门赔礼道歉。曾国藩虽也知道自身的毛病,但从未有人严厉提出。父亲的一席话,使他幡然醒悟,于是登门赔礼道歉,两人重归于好。

  二、逞强斗胜注定会失败

  曾国藩还时常告诫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不要争强好胜。曾国荃受其母亲影响,生性刚直倔强,处处想胜人一等。就是曾国荃的这种性格,险些惹出一场大祸。

  在攻下天京中立下头功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的劝说下,功成身退回到家乡隐居。不过,后来清廷又让他重新出山,前往湖北任巡抚。但曾国荃的到来,使久与曾氏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心生敌意。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沙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洲贵族是不放心的,而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原由,所以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并没把他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整一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于极其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在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了他大部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考虑后,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他。

  曾国荃幕中并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到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已27岁,由于父亲的薰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叔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以免被他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也不善于具疏与人争辩。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洋洋大观数千余,语言也未甚斟酌,参劾内容虽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倒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的麻烦。他立即写信给九弟,信中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易要强。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的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的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这个是非圈子。

  李鸿章出主意让曾国藩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队,这样他才保全了自己,使自己不断壮大,积蓄力量,以求一逞。

  从以上可知曾是位血气之人,但他是有一颗热情的心外加冷静的头脑,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要强,即在信中所讲的要“明强”。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官场官运亨通,八面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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