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3-26 15:32|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来自: 毒舌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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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一层，一层，荒诞的现实把我们的心理底线击穿。 忍无可忍的逼债。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苏银霞开办的公司资金周转遇困，不得已向吴学占借款共计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远超法律规定的36%年利息上限）。 在苏银霞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后，“还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起了”。 结果，就遭到涉黑势力的恐怖逼债。 案发前一天，事情已经不妙—— 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 案发当天，苏银霞和于欢母子被关在了一起—— “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 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 一个小时后，失控的于欢，抄起水果刀疯狂捅向逼债者，结果四人中刀，其中杜志浩失血过多死亡。 爱莫能助的警察。 苏银霞曾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民警前来简单了解情况后，苏银霞欲一起离开，未果。 就在案发前，民警接到报警再次前来。四分钟后，留下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准备离开。 苏银霞公司的员工于秀荣试图拦下警车。 “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不会缺席的判决。 杜志浩的家属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索赔830余万元。 2017年2月17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而对于于欢代理人主张的正当防卫，法院认为： 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在那样的情况下，身为人子的于欢的耻辱与愤怒，外人是难以体会的。 但从这样的结果中，Sir只想说，失望，乃至绝望。 “因为他的生命安全还没有受到威胁，所以他杀人，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这样的的逻辑，“正确”到冷血。 它要求，一个被11名歹徒限制人身自由、眼睁睁看着母亲受凌辱的人，用无比冷静和镇定的心智，精确计算出“我应该反抗到什么程度”。 与此同时，罔顾他用“适度的防卫”绝无可能制止，正在发生的非法拘禁和猥亵的犯罪行为。言下之意是，反正那又不会要了你命，你有什么理由动刀？ 这就相当于，在不正当的时候，跟你谈正当；在耍流氓的时候，跟你讲道理；在无法无天的时候，跟你谈五讲四美。 Sir并不想说，新闻报道就是案件全貌；我们自然也不能替代法官，判定当事人有罪或无罪。 但目前看到的信息，已经足以让我们对社会的安全感和信任度就此崩坏。 新闻里用到一个词，极致凌辱。 相信这个词大家都懂，但肯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它真实的含义。 说到这，Sir很难忘记一部电影，因为正是那部电影，尽可能多，让Sir感受到了遭遇极致凌辱的平常人，那种无限的愤怒、恐惧与绝望。 这就带你看看，看看我们是不是可能，在同样具体的情境中，“学会”法律所说的正当防卫。 1997年，迈克尔·哈内克执导的《恐怖游戏》，讲了一家人被“囚禁”在封闭度假屋里的12个小时。
相比于堵住于欢母子的11个催债人员，这里的恶人只有两个，却在封闭空间里浓缩了人类历史上的侵略、控制和强盗逻辑之集大成。 他们不是来催债的，而是来要鸡蛋的——这么小的鸡蛋，你家里都不够给，就是主人家的不对了。 我们不会走的
他们带着很纯洁的白手套，说话得体而有教养，挑了根高尔夫球棒，很自然地控制了这家人。 但慢慢，就没那么有教养了。 第一步，切断外部联系。 故意把手提电话摔进水里，把主人家的世界收紧在这个小空间。 而在于欢案中，催债人员意识到有人报警，挨个“盘查”，抢走了职工的手机。 第二步，控制人身自由。 《恐怖游戏》中的两个小伙子，手持球棍将一家人集中在逼仄的客厅。这里只有两套沙发，简单的桌椅，对面而坐。
男主人的腿被打断，动弹不得。 女主人和孩子，就任他们摆布了。
这是一场气场悬殊的对峙，来人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带着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做事越来越没底线。而被限制的人，毫无招架之力。 像极了于欢案中的这一幕：
但比限制人身自由更可怕的，还有第三步，精神折磨。 这家主人虽然被“囚困”，但一家三口内部还能交流。所以一开始，他们精神上还是自由的，言行举止间形成一个结界，将不速之客拦在外面。
但很快，这一完整的小世界就被外人用武力打破，强势进入。 开始当着男主人的面，视奸女主人。
当着孩子的面，猜测他母亲的身材。
终于，他们要求女主人当众脱光衣裳。
一步一步，所有的防护都被剥夺光，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肉。 直到，完全失控。你根本想象不到，下一步对方会做什么，只知道会一次比一次更过分、更践踏底线。
恰如于欢案里面的，一开始，精神骚扰，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
脏话辱骂。 接下来，侮辱肉体。 鞋子捂嘴、抽耳光、在胸口弹烟灰、“用极端手段侮辱”。
是的，如你所见，在极端凌辱之下，似乎只有一种“正当”的可能，那就是承受。 而在“刺死辱母者”案件中，与《恐怖游戏》不同的是，它更恐怖—— 我们小时候被教育的“有困难，找警察叔叔”，正在变成一句歌词——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或许，想要在案发前调停双方，是困难的。但出了人命，事情反而变简单了—— 警察让于欢交出刀子，并把他带到派出所。 而在此之前，许多罪行，似乎已经被放过。 比如，非法拘禁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又比如，渎职罪。 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或许正是警察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看过《盲山》未删减版，还记得被拐卖的女大学生白雪梅，何时动手杀了她的“丈夫”吗？
不是在她发现被骗后，不是被强奸后，不是逃跑被捉后，不是怀孕后…… 而是，警察来救她的那一天。 因为他们在没来前，还是一星半点远不知在何处的希望；他们的到来，却只是亲自向白雪梅验证了希望的虚无。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于欢的身上。 “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这句话，和警察经常喊的“站住”一样，是不会生效的。 不同的是，喊着“站住”，还会继续去追；而说完“不能动手打人”，转身就走了。 这或许才是压垮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这暗示了他，110的那一边，相当于一个空号，他落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蛮荒之地。 事情还没完。更糟的是，因为警察的到场，法院默认他和母亲处在保护之下，“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这又使得他的正当防卫难以成立。 杀人，被判无期徒刑。 你看，渺小的个体，在缺乏社会安全保障的极端情况下，能做的抗争，只有自我毁灭。 就像《推拿》中，郭晓冬饰演的盲人按摩师，面对上门讨高利贷的黑社会，他除了挥刀自残，没有别的办法。
“刺死辱母者”案件，网上已经聊疯了。在一片谴责声中，竟然还有人会说，于欢的妈妈自己不好，也有经济案件的嫌疑——她生意不干净，就活该受凌辱？ 还有人说，于欢反正杀了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话如此。 古话说错了吗？没错，但太不完整。 欠的是什么债？逼还手段是不是非人？报案后警察不管怎么办？性侵和非人道折磨，对比死亡的威胁，哪个更重？…… 这句古话，没有继续告诉我们。 还有，为什么我们遇到这种事，总有人老提古话，却不提法律？ 我们依靠古话活了几千年，可即使在只靠智者和清官断案的封建年代，也有比古话更合理的东西存在。 中国古代，就将以暴力侵犯他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人，视为盗贼。 《周礼·秋官·朝士》规定：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汉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 《唐律》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里，都有类似的法律条款。 就连大家都熟悉的武松杀嫂，故事中酌情判的，也是流放。 而武松为什么杀嫂？文中说了，知县得了西门庆贿赂，在法律无用的前提下，他才“另有理会”。 易中天曾说过中国人的“三种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 大概是说，期盼着靠明君开天下太平；如果没有明君，就靠清官以死进谏；如果没有清官，就靠侠客夜取奸人狗头。 如果连侠客也没有呢？ 那，就是噩梦。 那就和刺死辱母者的于欢一样，既没有王法的保护，也没有身怀绝技，是草民。 他不拔刀，他一辈子就会永远陷入噩梦；他拔了刀，被判无期，他母亲的后半生也一样是噩梦。 再说大一些，此案结果对我们每一个民众而言，难道不更是兔死狐悲的噩梦。 我们本来期待，法律能消除这些噩梦，否则，要法何用？ 可你记得法院判于欢无期徒刑的说辞吗，“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你还没有被实际伤害。 所以在案件过程中得到法律保护的，反而是以多欺少、以强凌弱的人。 在Sir看来，这才是整件于欢刺人案最诡异的地方。 我们的法律，是不是只打击犯罪，而不预防犯罪？ 再说细一点，打击犯罪，打击什么罪？ 为什么杀人是罪，非法侵入、非法拘禁、非人道的精神折磨、攻击、性侵就不是罪？ 有一个细节，你注意到没？ 死者杜志浩身中四刀，为什么不打120、不叫救护车，却自己开车去医院？ 因为越靠“恶"混饭吃的人，越懂“公”字头的漏洞。
不想承认可还是要承认，我们的公共服务，就是有漏洞啊！ 司法介入的前提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规范，所以公民的人身安全就是有隐患。 恶人，选择把命放在自己控制的方向盘上，和于欢选择用自己的刀，没有区别。 知乎上有句话@王Doug，Sir不得不跟你分享： 当一个地方的司法系统无法有效确保一个社会的公正与安全时，法治外的绿林好汉式的丛林社会奖惩体系就会自发蔓延。
即：公权力有漏洞，“私权力”自然会顶上。 如果世界真被逼到了这种境地，太可怕。 需要再次强调，现有新闻报道的信息量，还不足以认定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案件的判决，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和审理。（目前于欢已提起上诉） Sir恳求法官们这一次，能更加公正地对待受害人。Sir也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有更加健全、“管用”的法律。每一次法律的进步，都是个案推动的。 而在今天，以暴制暴固然不对，很不对。 但最后，也让Sir偏执、愤怒地说一句—— 我就支持于欢无罪。 因为任何正常的儿子，都会为他的母亲那么做。 因为拔刀，是于欢仅有的“私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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