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24 09:02|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来自: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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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他于耶鲁大学执教近50年，就职期间曾任政治系主任。对于“幸福感”的研究，是罗伯特•莱恩在政治、心理学界的代表性贡献之一，本文根据他的代表作《幸福的流失》整合编辑。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目前全球各年龄层共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且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以号称市场制和民主制典范的美国为例，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国民幸福指数和抑郁症的发病率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此消彼长之势。在中国，我们存在同样的困惑，在书评君不久前所做的《月薪多少你才会幸福？》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收入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呈现固定的正比关系。 尽管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民主和市场制)是基于幸福的功利哲学——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制定的，但这些体制似乎并没能发挥其功效，即填补人们的欲求之壑，反而将人们引向了一种更加不幸的境地。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市场和政治制度都无法让我们快乐？如果财富与民主都无法依靠，我们能依靠的是什么？ 问题一 收入越多的人就越幸福吗？ 在市场经济的文化中，金钱对于人们来说可能意味着某种快乐的凝结物，能够变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它能够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作出选择，满足人们的偏好，从而将“效用”和“福利”最大化。换句话说，市场应该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但是，研究发现，市场经济的确可以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普及教育、促进自由。但它却不可能带来幸福。 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当金钱相对匮乏的时候，金钱可以买到幸福；当金钱相对充裕的时候，这种购买力就停止了。纵观现代文明史，我们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这样一种曲线关系模式：在现代化之前“你增我增”，之后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互不增减”，而后发展为“你增我减”。
《幸福的流失》 作者: [美]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 译者: 苏彤 / 李晓庆 版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2月 如果我们对同一个社会中的富人、穷人以及不穷不富的人进行比较，我们往往会得出与一些跨国研究相当一致的结论，即：在贫穷社会中，个人收入和幸福之间的相关非常显著；而在富裕社会中，这种相关却弱了下来，甚至几近为零。 一组来自美国的研究发现：当一组受访者被问到是否同意“金钱是我最为在乎的东西之一“时，有60%的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英国，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变得富有是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分别是15%和38%。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两则启示：第一，英国人对安全和自由的渴望更甚于对物质的渴望；第二，一个国家“富过”的历史或“富着”的现状会使得这个国家的人们生发出一些其他的非物质性需求——相一致的是，最古老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是贪欲最少的，第二古老和富裕的国家（美国）排第二，而新近崛起的富裕国家（日本）是最具贪欲的。 问题二 为什么金钱并不能买到幸福？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金钱不是人们幸福感的主要的或者根本的来源，什么才是令人感到幸福的东西？ 许多关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指出：收入的增长并不能让中产阶级人士体验到更加强烈的幸福感，除非他们能够从内心承认自己因此而提高的身份地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能够提高幸福感的并不是较高的收入，而是较高的身份地位。 但是金钱是否能够买到“自我掌控感”（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仍然无法确定。专家们发现：人们的职位越高，他们对工作的掌控感反而越小，甚至，升职反而会使人们感到更加不满。这是因为，由于一次升职人们会开始迅速期待下一次升职，并拿预期与现状进行比较。对金钱、职位、声望的追求就像是在一台全力开动的跑步机上，永远处于不停歇的奔跑状态。人们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性使得人们在每次收入增长后，都能立即创造出一种新的衡量自己的标准。而这种永不满足的、随时调整自己期待的适应性，则正是市场主义所需要的。因为，是渴望而非满足，令市场充满活力与商机。
《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 作者: 迈克尔•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译者: 邓正来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2年12月 但这种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循环产生的渴望，却令人类感到不幸。受这种渴望驱使，人类在市场中永远处于与他人抢夺资源的竞争与比较状态。市场并不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存在，而是把人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在市场交易中，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赌博的老虎机。既然人只是一种生产要素，那么自然他们与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决于怎样做更有利可图。市场遵从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其中完全没有乡情、友情和亲情的位置。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宗族和邻里关系，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 如果说人在劳动市场中付出，那么消费者市场则应该是人们获得回报的地方。但事实是，人们能够在消费市场中得到的幸福也极不稳定。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被激起的消费欲望总是此起彼伏，似乎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而消费主义的盛行，也更进一步挤占了人们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间，人际关系也更可能被买卖关系所取代。 问题三 民主制度能否成就幸福？ 在经济学中，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就名正言顺了。上面的分析证明，使人幸福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方面。那么，政府干预，或者更具体地说，民主政府的干预能给人带来幸福吗？ 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似乎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判断是，幸福与否取决于微观世界的经验，而不是宏观的政治领域的经验。当然，民主政治可以通过宏观的政策影响人们在微观世界的经验，但其力量却令人生疑。 同时，就民主的过程而言，人们发现它越来越充满痛苦，甚至令人不满。例如，（1）所有麻烦的社会问题都是民主必须处理的问题；（2）当政府决定做一件事时，总是只与冲突各方的一方站在一起，因此而得罪其他各方；（3）民主政府要做好事就必须征税，但没人喜欢交税；（4）行使公民权（包括最宝贵的投票权）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付出一些成本（如时间和精力）。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他的反对者们走上街头游行表示抗议。 哪个利益团体的声音最大、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最强，其需求就最可能被征服满足。而弱势群体尽管有实实在在的需求，但由于其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甚微，因此常常得不到政府的注意。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大概不会感到幸福。而就民主的结果而言，有相当多的公民并不满意。这表现在：人们对他们天天与之打交道的民主制度似乎越来越没有信心，认为自己对于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发言权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对老百姓的事非常关心的人越来越少，相信政府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切使得不少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无力感、无助感和疏离感。这增加了人们的烦恼，却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问题四 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 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增长”、“发展”、“市场”、“自由”、“民主”、“改革”、“转型”等等。我们把它们当作目标苦苦追求，但是，现有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他一切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逻辑推理和各国多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所钟爱的“增长”、“市场”和“民主”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答案很简单：情谊。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从那时起，右派偏爱“自由”，左派偏爱“平等”，而答案却很可能是“博爱”。 多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当被问及“你认为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一问题时，超过一半的人回答是“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排名第二的答案是“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其次才是“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我们会发现，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关键需求——自尊感、价值感、被爱、被接纳的感受，都需要与在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建立。而这种互动关系并非市场主义中的利益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关系。
《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作者: Professor Robert E. Lane 版本: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年9月 如何在现有的市场民主体制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情谊”，或者说，尽可能地减少市场及民主制度对“情谊”的破坏，是增加人们幸福感的关键。田园诗般地充满情感的过去，可能根本就不曾存在，而显然，我们也无法回到过去。建立一个情感的乌托邦似乎也并不可行，过分强调情谊也会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现象，比如感情负担、裙带关系、法纪松弛等。 那么，合适的、可行的做法应当是，对现实的市场以及民主制度进行适当改造，尽量增加其中的情谊（人情味）；在追求其他阶段性目标的时候，尽量避免损毁情谊。 对于“情谊”关系与现阶段的种种矛盾，也许人们应该站在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来看待问题。他说，经济体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胜利。同样，为了实现情谊和市场的和谐共生，社会必须经过一个个人主义阶段以达到必要的繁荣水平，这样人们才能再次发现家庭和朋友的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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