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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八年抗战”会变成十四年

2017-1-20 09:25| 发布者: shaemus | 评论: 0 |来自: 腾讯大家

导读: 李敏的初衷首先是将抗联历史计入中国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但由八年向十四年的转变,可能超出李敏意料外的一个后果是,它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抗战”。
“八年抗战”的说法已持续七十余年,现在突然被“十四年抗战”所取代,一夜之间成为中小学教材所尊奉的标准话语。据称促成此改变的契机,是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原副主席李敏辗转提交给全国两会的建议。由此似可推测,李敏的初衷首先是将抗联历史计入中国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但由八年向十四年的转变,可能超出李敏意料外的一个后果是,它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抗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入侵中国的两个关键性节点。所不同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层面并未与日军做总体性直接对抗,零星的反抗只在民间存在;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则是举国体制被拖上战车。“八年抗战”的说法,坚持的是政府本位的历史观,“十四年抗战”则是社会史的思路。彼时训政的国民党提出“八年抗战”的说法,并不令人意外;而就当时“在野”的共产党而言,“十四年抗战”的叙事更符合实情。


卢沟桥上抗击日军的战士


即便如此,1931年至1937年的抗战,仍不能简单理解为“在野党”奋起而“执政党”隐匿的一次保家卫国行动。

让我们回到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军一枪未发,张学良率部下退回关内……


张学良


中国创刊最早的报纸上海《申报》9月20日始大篇幅报道此事,标题为《日军大举侵略东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开头的总括性综述称:

“十八日下午十一时,驻南满线日军四十名,突将皇姑屯北宁铁路拆毁,开始军事行动。十九晨二时,日军第二师团进占商埠地及沈阳城。咨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厂粮秣厂均被焚毁。同时日军炮击北大营,因边署严令各军镇静,故军民死伤甚众,警察伤亡尤多。北大营驻军沿沈海线东退,途中被日兵截击,伤亡甚众。北大营及东北大学全被日军占领,交通完全断絶。荣臻(边署参谋长——作者注)及荣家属均被日军逮捕,第一旅长王以哲殉难。营口十九晨八时亦被日军占领,站长、警务长被俘。日海军在营登岸,距营八里埋设地雷,防止客车前进。长春十九晨十时陷落。日军到处寻衅,焚掠极惨。”
在下面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中国军民虽为枪炮轰毙甚多,但华兵并未回击,亦未与抗”“我军民始终不与抗拒”……
从这个角度而言,东北军未放一枪的“九一八”是日本入侵之始,却并非中国抗日之始。
一般认为,一直到1931年11月初,由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才打响了抗战第一枪——这第一枪并非东北抗联所引发。
马占山是什么人?当时张学良在北平挽留万福麟赞襄军政,暂不返黑,所有一切军政统交马占山代理。马占山成了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他是东北军的人,不过既然东北军的老大张学良已经是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马占山当然无疑义的是国军将领。


马占山


所以这抗战第一枪,是国军打的。

事实上在江桥战役之前,马占山部就和日军扶持的伪军张海鹏部发生激战。和日军的直接交火,则发生在11月4日的江桥镇。
据路透社11月7日发自东京的报道:“江桥战事现已停止,至少暂时停止,因马占山部下之军队已完全溃退,向昂昂溪而去也。战事颇为激烈,日兵死伤一百五十人。据陆军省消息,日兵已奉命不得越过汤溪……此间接到之满洲报告,谓嫩江战地华兵死尸中发现俄军官尸身一具,众信此乃苏俄人民。日兵死三十六人,伤一百四十四人,内有军官七、及航空军官二,尚有飞机三架为机关枪所毁。华兵死者逾二百人。据哈尔滨消息,华兵阵亡一团长,又其他军官二、及下级士官四十六人。”
虽然马占山部最终溃败,但以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看,这仗能打成这个后果,已是相当不赖。
江桥战役后,紧接着发生的是上海一二八事变。抵抗日军的是国军第十九路军。也是执政党的武装力量。
东北抗联是什么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呢?东北抗联是1936年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改组而成。而按照官方说法,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是1933年9月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第二年11月,独立师扩建成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日军有游击战。《申报》在1934年8月9日还专有报道:

“辽宁东边发现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人数约三千余,师长为杨靖宇,器械为新,并有轻重机关枪十余挺,炮四门,专择日军照领不及处攻击。日方调查该军系受苏联训练,内有俄军官二、政治工作人员二,指导一切,为纯粹红军,故畏惧殊甚。”


杨靖宇


由上可知,在全面抗战之前,国军、抗联等各方武装力量均曾抵抗日军,因规模所限,只能称为局部抗战。

卢沟桥事变之前,1937年5月,日本关东军发表“最近满洲国治安”日文小册,其中讲述了东北义勇军等散布状况。他们称“匪贼”(义勇军)大体以吉东、滨江及黑龙江、三江等省为多,其中势派最大者为滨绥公路线附近出没之谢文东(五千人)、常有狥(三千人)、关宪仁(三千人)等三枝,通常进出于依兰、方正两县。在五常、苇河、珠河各县一带出没最大势派者,为秦凤林、五龙两枝,每枝人数约四千余,苇河县内有其根据地。在虎林、饶河、勃力、密山等县出没之义军,以李学万所率领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势派为大,人数约五千余。另有李延禄所率之义军,人数约千余,与李学万军互相呼应,游击于沿江等处。在松花江左岸之汤原、木兰、绥稜、凤山等县出没者,以赵尚志军势派最大,人数约五千余,附近各地小枝义军及小股抗日民团,均为其指挥。
这里面大家最熟悉的名字应是赵尚志,他和李学万(李学福)、李延禄也均为东北抗联将领。而报告中所说势派最大的谢文东,最初投奔东北军将领李杜,后来也成为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


赵尚志


《申报》在引述关东军“最近满洲国治安”时说,查1936年一年内,日军与义军交战共1891次,义军阵殁者约13384人,而日军阵亡者为1970人,其负伤者犹不计。两相对照,可知义军抗战之激烈与杀敌之勇敢。

巧合的是,《申报》整理好关于关东军“最近满洲国治安”报告的报道那一天,恰好是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自此启动。
抗战开始进入不一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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