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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华人移民受难史,你还会觉得拒绝难民理所应当吗

2016-12-6 10:44|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来自: 腾讯大家

导读: 事实是,在世界近代史上,数量最庞大的移民/难民群体,不是穆斯林,不是犹太人,正是我们中国人。也就是说,在那个西洋人飞扬跋扈的时代,中国人才是“戎”,我们并不是“徙戎”者,而是被“徙戎”者!


资料图:欧洲难民

我原先写的《作为现代史问题的“徙戎”》(“腾讯·大家”2016年10月8日)一文,网上的负面反应多得异乎寻常。推测其因,或与编辑所改的标题《赶走难民,就会更安全吗?》过于简单直白不无干系,但归根结底,恐怕还是来自一股群体心理暗潮——就是我在文章里说的“种族情结的抬头”,更准确地说,是排外的民粹主义的抬头。

本来,我讨论的缘起,是目前西方的移民/难民问题,是欧洲人才真正面对的,作为中国人,干卿何事,反应何以这么大呢?这代表了一个微妙的集体无意识,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许多人本能地自我代入为主流的社会身份,即自我代入为西洋人,而将穆斯林移民/难民视为异己的他者;若以中国传统的“徙戎”概念来表述,就是歧视外来的移民/难民为“戎”,而自居于“徙戎”者的强硬地位。

应当说,无论作为当今的大国之民,抑或作为古代的天朝之臣,中国人这么自我代入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是一两百年前呢,在古典帝国土崩瓦解的末世呢,在黄种人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时候呢?

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至少不再是唯一的中心。我们仍视他人为“戎”,但他人也视我们为“戎”了。当我们强大时,他者是“戎”,当他者比我们更强大时,尤其当我们去到他者的领地时,我们就成了他者之“戎”。事实是,在世界近代史上,数量最庞大的移民/难民群体,不是穆斯林,不是犹太人,正是我们中国人。也就是说,在那个西洋人飞扬跋扈的时代,中国人才是“戎”,我们并不是“徙戎”者,而是被“徙戎”者!

就在《作为现代史问题的“徙戎”》发表之后,我收到了花城出版社林宋瑜女士寄来的新书:美国女学者琼·菲尔泽的《驱逐: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此书在写作上似较芜杂,但胜在事例丰富,足供我们回顾那段美国迫害华裔移民的暗黑历史,那段中国人被“徙戎”的耻辱历史。

作者自述其关注此课题,意识最早萌生于1970年代。当时她供职于西部洪堡州立大学,发现学生中只有白人和部落民,没有一个亚裔:“我打探原因,一位本地诗人告诉我,华人父母不会送孩子上洪堡州立大学,因为90年前,所有的华人都被逐出了尤里卡镇。他的回答来自于洪堡本地的传说和集体记忆。”三十年后,作者决心专注于此,在图书馆缩微胶卷阅读器里,她才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地方的邪恶,背后是整个美国的骚动:“我跟随成千上万华人足迹探寻,他们被逐出家园,被暴力驱赶,被塞上火车、轮船、木筏,被迫离开城镇,甚至被杀害。他们被驱逐,从太平洋海滨被赶到落基山脉,从西雅被赶到波特兰,从克拉马斯河滨的栅屋被赶进希斯基尤山里,途经干旱的中央山谷南下洛杉矶的黑山谷。从1850年到1906年,爆发了近200次驱赶华人的事件,其唯一目的是驱逐旅美的所有华人。”作为犹太裔,她更将美国排华跟纳粹反犹相提并论:“美国西部对华人的清洗使我想起1938年的水晶之夜,纳粹德国用武力驱赶犹太人的意图暴露无遗。那一夜,深深地嵌入了历史记忆,那是对摧毁玻璃的橱窗即对个人水晶之夜的记忆,犹太人家庭和商店被毁的记忆,我祖上被迫离散的记忆。19世纪加州城镇对华人的驱逐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波兰和希腊驱逐犹太人的前奏,也是晚近卢旺达、印度尼西亚和波斯尼亚清洗异族的前奏。”这样,排华史就跟20世纪的“强制迁徙”确定地联系起来。

在旧金山,针对唐人街,颁布了《立方空气条令》,要求每个成人至少得拥有500立方尺的生活空间,否则就要罚款10-500美元;针对华人发型,颁布了《辫子条令》,允许狱警给华人囚犯剃头或剪辫;针对华人生计,《洗衣店条令》禁止木质结构的洗衣房,《人行道条令》禁止挑担卖菜或运送衣物。


资料图:20世纪初的旧金山唐人街

在安提俄克,华人乘坐轮船只能待在底舱——当时技术粗糙,轮船锅炉甚易爆炸,底舱是船上最危险之处;因底舱成了华人专坐,甚至被称作“华人甲板”。

在全美,通过了《吉尔里法》,华人必须终日佩戴有身份照的卡片(俗称“狗牌”),以证明自己是合法移民。

当然,也不仅美国如是。在英国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里,我无意中又读到:“到19世纪晚期,居于莱姆豪斯及其周围的华人被认作是对本地人口的一种特殊威胁。在报刊中,他们被描绘得既神秘又险恶,而晚一些时候,(他们所吸的)鸦片那危险的烟雾从萨克斯·罗默、柯南·道尔和奥斯卡·王尔德的书页中升起,然后强化了一系列联想。伦敦人认为这些特别的移民会‘污染’附近的城市人口,好像外来人群的存在就可被认为是疾病的标志一样。……似乎伦敦本地人的暴力倾向不知怎的是被那些在日常交往中回避暴力的人所激发或点燃的。”作者将对中国人的歧视跟其他的种族歧视现象联系起来:“这再一次显示出对移民和外来居民的普遍畏惧感的一些特征。它们引发了20世纪初期对俄国犹太人、世界大战中对德国人、1919年对‘有色人种’的攻击。这些焦虑被指向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英联邦移民,相应地,接下来又有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亚洲和非洲移民的敌视。这种模式的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其形式却没有变化。”这就是说,在英国人眼中,包括华人在内的“戎”是不断变易的,但“徙戎”的心理却依旧延续着。

知道了一点华人移民的受难史,我们还会觉得“强制迁徙”是应分的吗,还会觉得“徙戎”是理所当然的吗?

身为中国人,若支持“徙戎”,等于是对所有排华受难者的背叛,等于是数典忘祖。从华人的被“强制迁徙”、被“徙戎”,我们应当很容易得出一个教训:每一个族群都有可能成为“徙戎”的对象,我们也很容易成为被徙的“戎”。

就在前些时候,美国以华裔为对象的暴力犯罪有上升趋势,更有非洲裔饶舌歌手YG因之创作了一首歌曲《遇见劫匪》(Meet the Flockers),涉嫌煽动针对华裔的抢劫行径,引发了费城华人的游行抗议。而在《驱逐》这本书里,能看到这样的叙述:“……民团围攻华人的传说在民间故事和歌曲里流传下来。在淘金潮的前5年里,华人成为山匪杰昆·马里塔喜欢打劫的对象。他嚣张地宣称,他喜欢‘闻中国佬的血腥味’。……淘金潮过去很久后,围攻华人的故事仍然在酒吧里和山间的营火会上传唱,那是矿工的民谣‘约翰中国佬’:约翰中国佬,约翰中国佬/5年前,我欢迎你从广州来——/现在我希望,不曾欢迎你。……”这样的话,《遇见劫匪》之类的嘻哈歌曲,就是一百多年前排华歌曲的幽灵再现了。

我们能否彻底放心,能否确定排华的历史绝不会重演呢?

朱学勤在《访美五题》一文里写道,波士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碑旁有一块花岗岩卧碑,刻有一位德国新教神父的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里呈现的逻辑,完全可以用借以形容“徙戎”问题。华人曾是“徙戎”的受害者,也仍可能再成为“徙戎”的受害者——不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东南亚,是在美国,还是在印尼。当别人是“戎”的时候,我们不抱有同情;到我们成为“戎”的时候,也不配得到同情了。

明清以来的中国史,既是中国文明被西洋文明反超的历史,也是中国人向全球迁徙/离散的历史(大体来说,黑人是被动的,华人是主动的)。正是跟中国人移民世界这一背景有关,西洋世界对黄种人生出虚幻的恐惧心,遂产生所谓“黄祸论”;正如在今日,穆斯林移民潮也触发了西洋世界的伊斯兰威胁论——这种伊斯兰威胁论,相当程度上恰是“黄祸论”的翻版,可名之曰“绿祸论”。可以说,过去中国移民所经历的,也正是今日穆斯林移民所经历的。这样,过去被西洋人屈枉为“黄祸”的我们,还好去附和今日西洋人的“绿祸论”吗?(或者有人会说,不应将当年的华人移民跟今天的穆斯林移民一视同仁,华人不是恐怖分子呀!但别忘了,在当日西洋人的眼中,打着“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就是恐怖主义,而华人移民也有黑社会。)

美国人的先祖,是被宗奉国教的英格兰驱逐到北美的清教徒,当清教徒在新大陆站稳脚跟之后,就反客为主,转而驱逐土著的印第安人,后来又驱逐有色的墨西哥人、中国人、日本人。爱尔兰人是受英格兰压迫的,犹太人更是受欧洲列国压迫的,当他们来到新世界,凭借其白人身份,也参与到排华的集体狂热之中。当时《纽约时报》的评论直言:“加利福尼亚反对华人的主要势力来自于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声称,他们逃亡到美国是为了逃避英国人的迫害;在美国,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加入压迫者的队伍。”那么,当“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之后,我们也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过来驱逐外乡人吗?要继续充当这个种族主义驱逐链的新的一环,要继续维持这个“徙戎”的循环吗?

反对“徙戎”,反对“强制迁徙”,无须高尚的理由,无须“政治正确”,甚至无须种族平等之类的堂皇说辞,只要付诸自私的动机就够了——我们也不希望成为被徙的“戎”。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遵守的只是最基本的道德规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说的;“假如别人做的某些事情是我们所谴责的,我们自己决不去做。”古希腊泰勒斯说的。

还应当说明一下,《驱逐》一书将“美国排华”称为“战争”,当然只是一种修辞;而视为“被遗忘”,也不免有点夸张。至少在中国语境中,在官方支持的华侨史研究中,排华问题其实向来是论说的重点。排华的历史,既是作为中国人所受侵略和压迫的道德控诉来编纂的,也是作为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反美的政治话语来编纂的。故任何一部华侨史,无不突出排华的内容。专门以排华为主题的专著,我手头也有一本,美籍华人沈已尧的《海外排华百年史》,分章叙述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南非的排华痛史。

不过,近二三十年来,排华史确也变得边缘化了。一方面,随着作为“官学”的华侨史研究风光不再,排华史的编纂也成了明日黄花;一方面,随着自由主义主旋律的高唱入云,美国作为自由国家的样板又正是当时得令(这构成了对内部政治现实的隐性批判,当然值得肯定)。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美国之恶就被遮蔽了,美国对中国人的历史债务就被忽略了。当此之际,《驱逐》的引入,也算对国内知识界一个适时的提醒;尤其此书出自白人学者之手,更应刺激我们在历史编纂上做出新的回应。


资料图:美国华工

我想,过去那种僵化的反帝意识形态自然应该抛弃,但不能因此就抹掉排华的记忆;我们承认美国的好处,但不能因此就忘了美国对我们的坏。

从大历史来看,排华是古典式“徙戎”的重演,也是现代式“强制迁徙”的前奏。这是人类阴暗面的一个历史例证。排华史不应局限于一国一族的范畴,不应仅仅作为中国人的受害史来书写,而应作为种族主义谱系的一环、作为种族歧视/迫害史的一部分来书写。这样,排华史的意义,就不仅是为我们的先人作见证,也是为所有被歧视的“非我族类”者作见证,为所有被徙的“戎”作见证。当然,对于过去、现在、将来所有族群的暴力排外行为,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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