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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祖源民宿——一个人的乡村复兴

2016-10-13 09:13| 发布者: shaemus | 评论: 0 |来自: 朱大可

导读: 经过三次致命的历史性颠覆,华夏农耕文明最终在文革中彻底死亡,而文革后的中国,只剩下技术落后的农业。把这种低端农业跟传统农耕文明相混,是许多人易犯的常识性错误。

邓小平发动的城市化浪潮,引发近30年的农民进城打工运动,“盲流”们逐渐升格为“农民工”,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其地位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面对城乡二元对立以及文化技能的限定,农民无法在城市获取户籍和稳定的工作,他们的命运被冻结于现代性空间的边缘。这导致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三重危机。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基于青壮劳力的大规模流失,乡村的凋敝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对安徽某国家级贫困县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人数超过90%,而留守老人更是高达95%以上。休宁县的土地抛荒率,约为80%,这意味着,除了少数良田,大多数土地已经成为野生植物占据的荒野。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缺席在田野调查的现场。

这是中国农业的黄昏,瑰丽的晚霞已经消失,黑夜正在大面积降临。只要在中国各地的乡村行走,人们视野所及之处,只有一些老妪和小童,出没于新旧错杂的民居,俨然是村社空间的唯一主人。人口、道德和价值的多重空心化,制造了无数农村家庭的破裂。农民工离婚率超过城市中产阶级,高踞中国各阶层榜首。夫妻、父女、母子和人与土地的分离,是乡村里上演最频繁的戏剧。


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传承人朱小和家里的肉干

两年前我在云南元阳县进行文化调研,不经意中走进一间哈尼族民居,里面竟然暗无天日。视觉适应之后才模糊地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妪,孤独地坐在火塘边,双眼已经失明。她的儿女都在城里打工,而她还要负责照料两个正在念小学的孙儿孙女。我还访问过文化部指定的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传承人朱小和,他已年逾70,子女都在城里打工,自己一身孑然,家徒四壁,唯一的财产,是悬挂在梁上

的几条肉干。它们在风中轻微摆动,随岁月硬化为深棕色的物体,形影相吊,说出气息幽暗的言辞。

逃离——凋敝——更凋敝——更逃离,没有任何人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新农村建设”铺设公路,形成沿路筑屋的新聚落模式,但这种“高速公路意象”未能笼络农民,反而成为新的离乡动力,因为上路变得更加轻而易举;电网、电视机、手机和“小时代”式趣味的普及,向“小镇青年”提供都市的巨大诱惑,与此相比,故乡变得日益老旧而穷困,早已丧失自我更新的生机。与其在无望的村社里

辗转挣扎,不如向都市逃离,后者是农民最简洁的选择。

这场危机最初限于经济,随后便转向制度、家庭、伦理和精神层面,形成“乡村凋敝综合症”的典型格局。离奇的死亡案件,变得愈来愈频繁而凶险,替乡村社会打上破产的血色标记。


4名留守儿童服药自杀前居住的房屋内部,肮脏凌乱的生活现场(图片来自互联网)

不妨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2012年11月,该市七星关区街头,平均年龄10岁的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3年13日,就在上述同一地点,5名儿童于放学路上被工程车失控撞死;2013年10月19日,朱昌镇村民吴某全家3人被杀死,1人负伤,几遭灭门之灾;2014年4月,一名男教师因强暴12名留守女童而被揭出,受害女孩最小年仅8岁;2015年6月,七星关区4名儿童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的孩子留下遗书称:“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同年8月4日,该市纳雍县再度发生惨案,一对未成年兄妹在家中被杀,血溅四壁。

作为“改革后遗症”的牺牲品,贵州毕节为中国乡村危机提供了经典样本。正如那位七星关少年所说,死亡就是它的终极梦想。它预示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

但我们也已看到,都市对乡村的回馈运动正在启动,尽管它无法阻止农耕文明的死亡,却有望让农业和农村得以有限的复兴。目前出现的三种复兴路径,都展示出自己的独特样本。第一种是NGO组织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如崔永元和查建渝推动的乡村小学教师的培训计划,梁晓燕等人推动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计划(查和梁都是我的同学)、以及向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输送短期教育人才的“美丽中国”项目等等。它们旨在从文化层级上改善乡村的愚昧面容。


艺术家渠岩向公众展示他的“许村计划”

第二是有过乡村童年经验的城市艺术家,以高度个人化的艺术风格,努力改造自己的鄙陋家园。这方面的范例,是渠岩所策动的许村艺术化计划。他耗费五年以上时间,在其太行山麓的故土,制造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样板。

在渠岩的推动下,该村从打造“食宿玩一条龙”的“农家乐”开始,逐步形成艺术公社、有机农场、酒吧,高校写生基地等组合项目。音乐课、美术课和摄影课等艺术教育课程,也提升了农民的艺术趣味。它看起来很像是对蔡元培“美育”倡导的跨世纪呼应。

渠岩的未来计划,是为农民设计一种用清水砖墙构筑的信仰空间,它们貌似安藤忠雄的教堂空间。渠岩意识到,终结乡村凋敝的关键不是审美,而是信仰的重建。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这信仰的真正内涵?究竟是要复原祖先崇拜和土地崇拜,还是引入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信仰?在新的祠堂空间被竖立起来之后,祠堂里的神灵仍然缺席,踪迹全无,而解决这个难题,可能需要耗费整整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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