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李家抛出“陪酒女”说，无疑是一记硬球。当然媒体、网民也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加以批判：陪酒女就活该被轮奸吗？其实，关于陪酒女，近年北京、广东、湖南等地都发生过陪酒女被强奸的案件，强奸者也都受到强奸罪的追究。因为违背陪酒女的意愿，动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这个没有争议。

（清华教授称强奸陪酒女比良家女危害小遭质疑）

李某某案又出了新变故：李的第二任律师辞掉了委托，而目前其新的辩护律师声称将做无罪辩护；此外，李家对外宣称怀疑轮奸受害者杨女士是酒吧的“陪酒女”；目前，杨女士的律师发声明称，杨女士否认知道“陪酒女”的含义。

李家抛出“陪酒女”说，无疑是一记硬球。当然媒体、网民也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加以批判：陪酒女就活该被轮奸吗？其实，关于陪酒女，近年北京、广东、湖南等地都发生过陪酒女被强奸的案件，强奸者也都受到强奸罪的追究。因为违背陪酒女的意愿，动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这个没有争议。

但是提出“陪酒女”说，并非没有作用，首先，李某某的辩护人可以进一步提出他们是要求“陪酒女”出台，是嫖娼而不是轮奸，那么这种辩护的意见将大大提高检方的举证难度：因为证明强奸，只需证明发生了性关系，女方不同意；而以嫖娼抗辩，则要排除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2011年温州交警郑某强奸陪酒女案。郑某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当时双方事先有2000元“出台”的合意，被害人是自愿到被告人住所的，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采用暴力、胁迫或其它手段强奸被害人。最后，法院综合了被害人向家人电话哭诉被强奸、遇家人后很短时间内报案、案发时处于月经期等背景证据，否定了双方事先达成“出台”合意的辩护意见。不过，李某某律师未必会祭出“出台说”，因为轮奸嫌疑人有5人，关于“出台”的口供很难一致。

其二，“陪酒女”说一个可能的目的，就是污名化受害者，证明受害者存在过错，进而减轻罪责。比如，2011年9月，南通某会所，商人张某和朋友各自找了一名小姐陪酒，期间被害人主动拥抱、亲吻张某，并说喜欢张某。当张某被撩拨得欲火正旺时，提出欲与其发生性关系，却遭到被害人的拒绝。次日凌晨，张某将已喝得烂醉如泥的被害人带至某大酒店，被害人反抗，张某还是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最终张某获有期徒刑3年6个月。因为强奸罪的起刑点是3年，显然对张某的处刑是从轻的，有理由认为法院考虑到了受害者自身的不妥、不检点的地方。

虽然依刑法，哪怕陪酒女之前与强奸者有暧昧亲密行为，只要在最后关头说“不”，那一样构成强奸，但李家企图强化受害者“陪酒女”这个不检点的公众形象，暗示受害者是自愿与李某某等五人发生性关系，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受害者存在“过错”，以减轻李的罪责。

有趣的是，在我写下这篇评论的时候，清华大学法学院易延友教授发布了一条引爆舆论的微博：“替李某某的辩护律师说几句：无罪辩护是他的权利……强调被害人为陪酒女，并不是说陪酒女就可以强奸，而是说陪酒女同意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之后，易教授在舆论口水下，改称：“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这差点让易教授成为“李玫瑾第二”，这话本身表达也不妥当，一是显示良家女、陪酒女的不平等，二是背后透着男权“贞洁崇拜”的味道，让人想到《金陵十三钗》里秦淮妓女代替良家女学生去被日本鬼子糟蹋。但回到法律本身，如果说有证据证明“陪酒女”作为受害者确实存在一定过错，这可能作为量刑的酌定从轻情节。

李某某案自始至终都有两套互相之间存在张力的价值标准：一是如何避免舆论操纵审判？二是如何杜绝司法黑箱？所以大家对案情的细微发展都会绷紧神经：从“轮流发生性关系”到“陪酒女危害小”。平民担心权贵弄法，权贵担心“舆论杀人”，这是一个谁都没有安全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