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5-27 12:49|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来自: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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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干校后，杨先生在菜园班，郑土生干最苦最累的活，因为大家不让他打篮球，所以自己买了一个篮球，结果都说他有精神病。可他不在乎，杨先生也不在乎，照旧和他来往，听说他暖瓶碎了，要买一个送给他，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郑土生说自己尽量让杨先生过轻松点，收工时候陪杨先生走夜路，下大雪的时候，一早起来去扫杨先生门口的雪，怕老人滑倒，结果众人看见了也没什么话说。有一次钱先生和钱媛来看杨先生，三人在路上散步，郑土生不敢和他们说话，走近的时候悄悄用英语说：散步有利于胃。钱先生父女都对他会心一笑，他知道，杨先生肯定把自己为她做的一点小事都记在心里，对钱先生说过了。 更早时期认识杨先生的外文所的朱虹回忆起杨先生来，更是感动。让她难以忘怀的，同样是杨绛先生的人格魅力，特别有尊严感。1953年朱虹从北大西语系进外文所工作，当时杨绛她们都被称为“老先生”，可是杨先生并不老，每周开会，给朱虹深刻印象：“她特别端庄，穿得很整齐，可是不趋时，绝对不穿列宁装之类，有时候一些公共活动，我们不当一回事，知道是走过场，可是她很认真。”那个年代外文所斗争不断，批胡适，然后是拔白旗，杨绛被当白旗拔出来，当时被迫写批斗材料的是北大毕业的杨耀民，他事后非常痛苦，这位朱虹的同学后来在“文革”中被批斗自杀。朱虹向本刊记者回忆，杨耀民曾经和她忏悔过，说他抵挡不住组织的压力，是被迫的。朱虹说她一直想找机会和杨先生说这事，后来看杨先生自己的书中提到过杨耀民，心境很平和，显然已经原谅了杨耀民。 当时在外文所，整体气氛就对杨先生不友善。朱虹记得，当年作为最高标准的研究成果都是苏联的一些所谓马克思观点的文学批评，那些东西，她们都觉得价值不高，何况杨绛、李健吾、罗大冈等老先生，他们只能翻译小说来充当研究成果。“现在想想，老先生们的那批翻译，是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体现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杨先生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气质也很端庄，朱虹最佩服杨先生的，就是她在什么情况下都抱有尊严感，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朱虹用了“漂亮”来形容杨先生，她的那种漂亮，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不用说干校阶段了，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100岁了还这样。我和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没钱犯愁，结果杨先生不知道怎么了解到了，立刻送了300块钱过来，当时她送出去很多钱，别人不还，她也从来不要。” 朱虹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初期，工宣队要求所有人住单位，杨先生和另外5名同志住大通铺，朱虹说也没怎么看见，就发现杨先生已经换好一身旧衣服，睡在床边上，大家本来是不同政治派别，没话找话，杨先生轻声细语说到她爱给钱媛做炸小鸡吃，那种说话的态度，和她平时在大会上态度一样。 当时大会小会整天鼓励相互揭发，年轻人不知道如何自处，常有人做出异常举动。可是在朱虹眼里，杨绛先生和那些老先生从不做侮辱他人之事，揭发胡适，斗胡风，包括后来斗俞平伯、吴晗，大大小小的运动，杨先生都不做落井下石之事。“别人捶胸顿足互相揭发，可是杨先生从不会借运动去踢人一脚之类，其实老先生当中照样有矛盾，可是杨先生从没有做出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朱虹觉得，那就是杨绛身上的尊严感，她把尊严看得很重，主要是因为她信仰文化，她不相信，几千年宝贵的文化会被暴力毁灭，她还相信人性，不相信会彻底泯灭。 60多岁的时候朱虹出国研修，当时汉学家韩南和她讨论人生有什么后悔的地方。朱虹第一个想起来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对杨绛、李健吾这样的老先生多加保护。“那时候人人自危，不敢去安慰他们，看杨先生被斗争着去洗厕所、剃阴阳头，也不敢上前安慰，到老了想想很难受，因为没有在杨先生需要的时候给她安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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