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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

2015-6-5 10:13| 发布者: simon| 查看: 981| 评论: 0 |来自: BBC

导读: 每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届时官家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六四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抨击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近日联署的《纪念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书》。社评在各大门户网站头条转载,数小时后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寻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官方对“六四”讳莫如深,党史、国史“虚无”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联网的普及,给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环球时报》发此社评,反而提醒了年轻人——不妨上网翻墙,一探历史真相。

这篇社评宣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从26年前官方定性的“动乱”、“反革命暴乱”(简称“两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北京风波”,的确显示出“淡化处理”的趋势,当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因为执政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喉舌习惯于“代表”全民说话,我却从未知晓,中国社会何时就“让那一页翻过去”形成过共识?相对于鼓励遗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学,历史学者应该是“向后看的预言家”,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

六四

每年“六四”前后,中国官方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品尝历史的苦果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 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暴力维稳,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六四

现在中国许多年轻人对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并不了解。

悲剧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悲剧往往与文化有关,“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的中国文化,孕育出“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两千年徘徊于平时顺民、乱世暴民的两个极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乱周期律。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以“六四”事件为例,指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 ,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的确,植根于航海、殖民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臣民忠于君主,幼者服从长者,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26年后探寻悲剧成因,不可忽视文明要素的缺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弈双方都缺乏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妥协、共存的智慧。庙堂上的老人和广场上的学生,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教育的产品:学生们陶醉于传媒的聚焦和民众的力挺,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不理会 “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闫明复语)的呼吁,多次推翻接近达成的妥协;老人们则坚持传统的“江山意识”,将娃娃们的诉求视为“犯上作乱”,最终铁心大开杀戒的同时,也断送了政权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

另一缺失关乎科技文明:据我现场观察,1989年学生和军警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仅限于对讲机。当时国际流行的移动通讯已经进入中国,但模拟手机尚未普及;另一通讯利器万维网(WWW)这一年刚刚在美国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开始在中国运营。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总是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现代通讯科技提前在中国普及,则1989年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余论

近百年来,中国人每隔几十年做一场“中国梦”:1911年结束了“君主立宪梦”,改做“共和梦”;1949年第一“共和梦”结束,改做第二“共和梦”,这场梦逐渐变味,最终演化为历时十年的噩梦;1976年毛时代结束,三年后“改革开放”又成新梦……。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美梦不断变成噩梦,国人已习惯于被循环的历史忽悠。

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人类,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并未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北京街头的枪声沉寂五个月之后,柏林墙于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改变了东欧多国的历史,直至体量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的断崖式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许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要在历史事件过去50年至100年后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错失的历史机遇,却很难再次出现。这一判断,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这里不再重复。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历史感,最终可能连现实感也会丧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历史潮流走向,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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