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被称为金融大鳄的国际著名投资者索罗斯宣布近日正式退休。“我之前曾经数次退休，但是这一次是真的了！”在近日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晚宴上，84岁的索罗斯表示，将不再管理投资，未来将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的推动中。

曾经在全球金融市场频频兴风作浪、被视作“恶魔”一般的金融巨头索罗斯，30多年来在慈善事业上支出了80亿美元。他的慈善总目标是推进开放社会。谈及慈善心路，他有很多发自肺腑之言。

我的早年经历与慈善

我既自私自利又以自我为中心，我心安理得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过去的30年间，我却创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慈善机构，即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这个机构的年度预算一度徘徊在5亿美元左右的水平，现在已经攀升至10亿美元。自1979年以来，这个机构的总支出大约为80亿美元。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活动逐步扩展到了全球各个地区，涵盖多个项目，其覆盖范围之广，即便是我本人也惊讶不已。当然，自私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绝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只是我愿意承认而已。世界上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成功积累起必要财富并成为一名慈善家的人却寥寥无几。

在使用“慈善”一词时，我素来都很慎重。依我之见，慈善是有悖于常理之事，因此会导致很多的虚伪和悖论。比如，慈善应该为他人的利益而服务，但是慈善家们在从事慈善事业时，所思所想的主要还是他们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慈善应该帮助他人，但却会使接受援助者对慈善产生依赖性，从而沦为施舍的对象；申请人为了迎合基金会，便说些基金会想听的话，之后却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既然我对慈善事业抱着批判性的态度，那我为什么还要把如此多的财力与精力投入其中呢？这既与我的个人背景与成长经历有关，又与我遵循的人生理念有关，此外还有一些纯属偶然的因素。

1944年，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是个犹太人，当时还不满14岁。若不是我的父亲，我很可能已经死在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或者可能遭受持久的心灵创伤。我的父亲对当时的危险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采取的应对措施比其他大多数人都好，因为他在“一战”中曾经有过些许类似的经历，从而使他能够为“二战”的危局作好准备。我们全家人，以及父亲建议过或帮助过的大多数人都幸存了下来。

1944年，即德国占领匈牙利的那一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塑造作用。我们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奋力地同邪恶势力作斗争，虽然那股势力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胜利了。这激发了我的冒险精神，而且在我父亲的英明指导下，我还学会了如何应对风险，即探索可能达到的一切极限，而不越过极限。在艰难的现实面前，我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而且乐于处理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对我而言，我一直都清楚地了解助人为乐的积极内涵，但是长期以来我几乎没有机会付诸行动。

我的（早年）职业生涯充满了曲折坎坷，最后我在纽约成了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人。在1969年，我最初掌管的资金是300万美元。到1979年，这一基金的总额高达1亿美元，大多都来自未分配的利润。管理高杠杆率的对冲基金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一次，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购进了英国政府新发行的债券，而没有提前安排好融资事宜。我在伦敦来回奔波，希望能得到足够的信用额度。当我走在郎德豪大街上时，我想我的心脏病复发了。我告诉自己：“为了挣钱，我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我就这样死了，那我就是输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太不明智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利用我的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最关心什么。在我那抽象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开放社会的理念，这种理念是我理论框架的基石之一。

据我所知，“开放社会”这个词汇最早出自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的一本名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的著作。他认为，道德与宗教的一个来源是单一部族地区，这种来源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另一个来源是多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趋于统一，并宣称统一后的意识形态是终极的真理，那么开放社会可能变成封闭的社会。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只有使用强迫手段消除其他意识形态时才会成为主流。相反，开放社会承认不同的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见解与利益，他们通过制定法律使意见各异的人可以和平共处。我在匈牙利经历过德国纳粹的统治与共产党的管制的统治，因此波普尔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早在1979年，我就为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确定了以下几项使命：（1）打开封闭的社会；（2）使开放的社会更加稳固；（3）宣扬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我的思想框架：反射理论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及后来在纽约工作期间，形成了一套指导投资行为的思想框架，即反身性理论（又称反射理论）。这一理论指导我在做对冲基金经理人时赚了一大笔钱，后来又指导我将这笔钱用于政策导向型的慈善事业。这个理论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了解这个理论，就很难理解我的对冲基金经理人生涯与慈善家生涯。我的理论试图解释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把人类活动中拥有的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间的相互作用称为反射性。

与人类活动不同的是，自然现象不牵涉到具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只有外部的观察者，而且也不会出现操控功能干预认知功能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外部观察者一定会形成正确的看法，只是说可以按照一个独立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看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独立标准的存在使得自然科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自然科学的成功激励着科学家们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也试图实现类似的结果，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最远的一个学科是经济学。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其研究的课题范围必然受到影响。经济学非但没有研究实际情况，反而基于某些假设建立起一个猜想的框架。然而，与欧几里得猜想不同的是经济学的假设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还必须假设不存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思维所引发的种种不确定性。经济学以完善的假设前提，得出了理性预期理论，即在一个假想的社会中，经济活动参与者对于未来的预期是完全趋同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因为只有当所有参与者对未来的看法一样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荒谬类似于中世纪神学。正是由于这类缺陷，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轰然倒塌。

在没有完整的知识时，指导人们行为的便是他们的情感、错觉以及自有的知识，而他们的行为又给事情的发展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人类认知能力固有的不完整性以及思维能力的不可靠性将人类活动与自然现象区别开来。这一点虽然并不是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却是重要的来源，尤其是在人类活动中。我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但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只注重追求知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渐被运用到人类活动的研究中。迈出这一步是合理的，但却被启蒙运动抛得远远的。我认为这是“启蒙性谬误”。

大学毕业后，尽管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但我从没有放弃思考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毕业几年之后，向我的导师，波普尔提交了一篇名为《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的论文。这是我首次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框架，内容上与今天的框架没什么区别，只是完整性稍微欠缺。

前沿项目一直是索罗斯与基金会官员商讨的重点。

人生哲学、自我意识与慈善

我解决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慈善家和一个大公无私的基金会之间的矛盾。内心的良知让我有自知之明，而且还使我意识到我这个终将逝去的凡人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换句话说，对我这样一个凡人来说，我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我只有通过致力于人道事业，才能为自我意识找到足够的发挥空间。我渴望让世界更美好。这就是我的人生理念发挥作用的地方。这既是我的自我意识膨胀的根源，也是我所主张的系统改革的根源。如果我有一些特殊的见解，我会立即将其付诸实践。我是一个富人这一事实也增强了我的责任感。很多人都很富有，很多人也很有见解，很多人都很关注人道事业，但是集这三种品质于一身的人很少。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品质，我才能实现我的雄心壮志。

我还需要解释一下我的人生哲学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起初，二者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最初写文章阐述反射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过于沉溺其中，因为这是我的思想，我不能将其放弃。我一直试图深入地表述这个思想，结果变得越来越纠结，终于有一天早上我居然看不懂前一天晚上所写的东西。我用了大半生才将自我意识同人生哲学区分开来，这种成功对二者都有益处。今天，我的人生哲学体现在我的著作和基金会的工作中，而自我意识则可以退居二线了。

因为我从慈善事业中获得了成就感，我认为别人无须对我感恩戴德。过去，当他人向我表达感激时，我的确会感到局促不安。我觉得，如果我大肆地宣扬推动我从事慈善事业的自我意识，那么这种自我意识肯定不会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对其表示感激就会令我很尴尬。现在我却不再这么认为了。我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帮助了一大批人。人们看到的正是我提供的帮助，而不是我那膨胀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想感激我。我已经学会了接受他人的感激。同时，我认为不必因为自我意识膨胀而羞愧，因为事实表明这种膨胀对我本人、对其他很多人都是有益无害的。但是自我意识一旦膨胀，就很难满足。看透了慈善事业背后的虚伪性，赞美和奉承已经满足不了我。这些赞美和奉承让我很不自在，我想看到切切实实的成就。这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如何拥有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

今天，我依然觉得自我认知与他人评价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很有趣，也很令人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辞辛劳地作出这么多解释的原因。我认为，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且是乐趣和成就感的来源。这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奢侈品。我对慈善事业的偏爱远远超出了其他事情，比如收藏艺术品等。慈善事业让我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让我突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而收藏艺术品却收不到这种效果。那天我在郎德豪街上心脏病复发时，我就觉得为了聚集财富而死真的太不值得了。自那以后，在基金会开展的活动中，我多次面临致命的危险。我不想刻意寻找这些危险，但是为了慈善事业，一旦出现危险，我却甘愿冒风险。从事一项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给我带来一种成就感。

很显然，我不是个圣人，我也不想成为圣人。我想不出有什么比公而忘私更别扭、更没有回报的事情，而我却认为公而忘私的基金会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多数人都会带着个人动机去参与公共事务。他们往往对已经获得的权力与影响力恋恋不舍。当他们妨碍问题的圆满解决时，我们很难将他们赶走。获得最佳方案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个是不全面的理解，另一个是特殊利益集团施加的有悖于公共利益的影响。无私的基金会固然会受到第一个障碍的影响，但却能免受第二个障碍的影响。这种基金会非常稀少，从而更容易凸显出其价值所在。

与其他人相比，我从事慈善事业时有一种优势。我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功，让我与其他人比起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持经济独立性。这就使得我能够在很多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立场。其实，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其他人做不了。能够采取一个具有争议的立场，让我觉得我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从而增强了我的自豪感。简而言之，慈善事业给我的人生平添了很多乐趣。人之一生，夫复何求？然而，我认为我没有任何权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人头上。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和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一道，共同发起敦促富人捐出一半财产的晚宴活动。而且，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认为慈善的价值不在于花多少钱，而在于钱是怎么花的。

在商业中，我会在不违反法律限制和道德限制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而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慈善人士，我会以公共利益为指导。我将这一点视为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如果二者发生冲突，我会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即便某些公益政策有悖于我的商业利益，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拥护这些政策。我坚定地认为，如果更多的人信奉这一条原则，那么我们的民主社会将会运作得更加良好。对于那些关心民主社会运作状况的人而言，即便他人不遵守这条原则，他们应该遵循。即便只有几个公众人物这样做，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南非是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区域

2009年8月11日，索罗斯宣布捐献3500万美元用于资助美国纽约州贫困地区的孩子，每个孩子能得到200美元。

基金会的未来

当我审视基金会网络的工作时，总体上是满意的，但是我有两个担忧。首先，当阿里·奈尔主席（注：开放基金会主席）和我无力进行有效管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二点，也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能再取得点什么成就呢？

我不在的时候，基金会缺失的将是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而它们正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典型特征。每当有问题浮现之时，我就会百折不挠地反复尝试，努力将其解决掉。我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敢于承担大的风险。我百年之后，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董事会将不会遵循我的榜样，他们作为管理者，将会被其肩上的重担压得疲惫不堪。其他人将会非常反对承担风险，但基金会的创立者们是绝不会反感冒险的。

我喜欢创新，同时也明白发扬传统和坚持不懈的重要性。因此，我会竭力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结果就形成了所谓的“遗留”项目（指需要后人继续落实的项目——译者注）和“前沿”项目（指索罗斯不通过基金会的预算而单独着手的项目——译者注）并存的局面。出现这种局面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浅尝辄止，没有坚持不懈的话，我的很多颇有前景的倡议就无法发挥出自身的潜力。

无论我们在哪里开展活动，都能推动当地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首先会支持创造性思维或者异见人士的活动，在新政府掌权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我们会迅速地转移到该国伸出援手。而且我们比官方的援助机构更有毅力，在他们转移到水草更加肥美的草原之后我们还会继续留在原地开展援助。在全球治理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最先发现问题的往往是我们，而且一旦发现问题，便会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们的主要困难就在于如何防止我们的基金会和“遗留”项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了了之，因为这几乎需要投入创办一个新的基金会所需的精力。然而，我一直很偏重前沿项目。在落实这些前沿项目时，公共政策学院会让我寻觅到很多的慰藉。这个学校的宗旨就是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因此，即便我不在时，这个学院也能让“遗留”项目焕发出新的生机。

我决定在去世后继续保留这些基金会，于是便尽己所能做了准备工作，以期使基金会在我离去之前做好准备。但是，即便我获得了充分的成功，而基金会的人力资源培养制度存在缺陷，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就给我的继任者们留下了一个任务：以我制定制度时的精神风貌来修订我遗留的各项制度。

我们的局限性主要来自基金会内部。我们不能按照目前的发展路线来增加基金会的活动，因为我们已经达到能力的极限。此外，当前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提供建议，而提供建议更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好的点子。我不太喜欢把钱花到提供建议上，喜欢花到那些能够令人收到切实利益的服务上，比如设立奖学金、资助针具交换项目，或者资助公益辩护人等。如果把钱用于推动系统性的改革，有可能会彻底浪费掉，而如果用于关注他人，至少还会使接受援助的人受益，而且这样做也可以为推动系统性改革提供一个平台。这就是要把建议性的工作同切实令人受益的服务结合起来时要参照的办法。但是，如果仅仅是增加资金投入来使人受益，我不会满意的，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文明正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基金会网络能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在我看来，人类了解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我们管理自身的能力。我们的经济已经全球化了，而我们的管理却还没有适应全球化的要求。我们的未来，甚至在某些方面的生存，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实行妥善的全球治理。这适用于很多的领域，其中最明显的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和核扩散问题，但是恐怖主义和传染病的威胁也不容忽视，全球金融市场也需要全球共同管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仅仅稳定并重启金融市场已经是不够了，我们必须对已经崩溃的全球金融市场进行重新设计。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不得不将解决这些问题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这是我的责任感使然。

来源：《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