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1年1月，在白宫东厅和奥巴马一同出席的记者会上，胡锦涛先是略过了美国记者提出的人权问题，而在对方咄咄逼人地追问下，胡拘谨地承认中国的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面对同样富于挑战的提问，习近平表现得强硬得多。

       2014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无视了《纽约时报》记者提出的关于外国记者因为报道中国领导人财富而难获签证的问题，并在回答完中方记者的问题后若有所指地点明：外国记者也要遵守中国法律，解铃还须系铃人。

       相比前任，上台两年的习近平不仅在对国内的反腐运动中已经显示了自己的铁腕，在对外的一系列行动中也展现出更多个人色彩、信心与决心。

       2014年，习近平相继完成了对欧洲、南美、中亚、南亚和大洋洲的一系列出访，尤其是在12月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峰会前后，中国向各国送出了多份经济大礼，同时还呼吁成立与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TP，目前不包括中国）相抗衡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简称FTAAP），牵头成立与世界银行抗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注资400亿美元启动“丝路基金”，推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另一方面，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国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海军向远洋推进，2014年军费创下8082亿元新高，在东海、南海等船只对峙和主权伸张中也变得更加强势。

       去年11月29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信心满满的习近平对各中央部委、省市机关和驻外大使发表讲话，称中国的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评论认为，在江泽民、胡锦涛之后，中国外交终于抛弃了邓小平时期留下来的“韬光养晦”的指导原则，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纽约时报中文网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对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作了回顾与点评。

       作为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战略理论、中美对外政策、东亚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他的著述在中西方学界、政界都颇有声望。时殷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关于中国的战略问题，时殷弘有过多次论述：1995年，时殷弘提出中国应加入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采取“搭便车”战略；2000年前后，时殷弘呼吁中国改变被动应付，塑造大战略，在21世纪前期一心一意追求“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并阐述了中国作为海陆大国面临的战略两难；2003年时殷弘撰文呼吁中日“外交革命”，重新接近；此外，他还在美国权势逆转与中国崛起方面有过多篇理论著述。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采访实录，未经时殷弘本人审定。

       问：2010年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撰文称中国“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而与那时候相比，今天习近平无论是外交动作上，还是外事工作讲话，中国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而强硬了，你认为中国已经放弃韬光养晦了吗？

       答：我认为很多重要讲话，包括近期的对外工作会议，局外人只能看到官方公开的文本，既然是公开文本，就会有很多修辞的东西。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很明显，中国的外交已经不像韬光养晦了。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提出的，当时主要指的是在六·四事件（1989年）后如何和美国打交道。这个守则可以引申为战略谨慎、培植力量的战略精神。但是韬光养晦到后面完全不可能，因为美国和我们的邻国说：你这是逃避责任，而且中国的军力增长实际上也很受关注；另外发展中国家也不希望中国韬光养晦，他们希望中国能给钱援助；中国再韬光养晦，国内的民族主义也不接受，所以再韬光养晦已经没有太多好处。

       但由于邓小平韬光养晦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他是“邓公”讲的，政府里面还有一些人是支持韬光养晦的。而如果领导人还提醒韬光养晦的话也有好处，就是鼓励心态谨慎、战略谨慎。但现在基本已经不提了，现在的精神不仅是要有所作为，而且是要大有作为。

       问：中国外交发生转变的原因有哪些？

       答：在十八大之前，尽管中国外交还在十分依赖与美国的合作，但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胡锦涛任职的最后几年，已经开始从“韬光养晦”慢慢转变，这首先是由几个结构性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迅速增长；第二、中国对外部能源、矿产和市场依赖急剧加大；第三、美国的经济衰退和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过度延伸”都导致了它能力与威望的衰减，中国开始慢慢轻视美国的霸权；第四、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民族主义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力量和意识形态的衰减；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变得多样化，大众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还有则是中国民众和政府都对海洋岛屿权利越来越关心，越来越不愿容忍。

       除了结构性原因以外，十八大换届两年多以来，和胡锦涛时期相比，中国外交政策发生显著变化，这其中习近平的政治领导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政治信仰、使命预设让他坚信中国的伟大，他个人的个性和战略风格都和胡锦涛都很不一样。

       问：你是研究大战略的，什么是大战略，中国有没有大战略？

       答：大战略主要涉及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据此综合性地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在内的所有资源，以确定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如何在确保在本共同体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赢得战争胜利，如何缔造与此相符的战后和平，还有如何在和平状态中有效和合算地追求根本的政治目的。

       著名的大战略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以以民主制、海权为标志的大战略、罗马维持庞大帝国的战略、丘吉尔二战时处理同盟关系的战略，以及冷战初期乔治·凯南为美国设计的遏制苏联的战略。

       大战略有个特征，虽然是复杂的，但是它一定要自成系统，有统一目标，必须是不能有那么多矛盾，它的不同要素，甚至是对立要素，比如在南海强硬、对美亲善，必须是平衡和统一的。

       中国很长时期内可以说是没有大战略。邓小平时期有大战略。而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总的来说风格比较统一，跟邓小平连续性比较大：即中国和平发展，在现成的国际体制下争取逐渐增长中国的影响，较多地愿意进行妥协。

       但尽管胡锦涛主观上延续了邓的战略，但是因为客观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还有他比较弱的领导，所以实践中自相矛盾非常多，对美、对日、对朝鲜、对南海皆如此，所以我们不能说胡锦涛时期在战略实践中有大战略。

       但在习近平的治下，观察到近期的一系列行动，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大战略正在成型。

       问：习近平的大战略是怎么样的？

       答：从工具上看，目前习近平的战略主要有两个范畴：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

       战略军事指的是：第一，运用军事力量在南海、东海和整个西太平洋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第二，继续使用准军事力量和日本、越南、菲律宾进行对抗，这是为了更大的战略空间，也是为了一系列海洋权益；第三，比胡锦涛时期更加急剧地增加中国的战略军力，进一步扩展中国，尤其是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活动范围。

       战略经济则是，和胡锦涛时期相比更加迅猛地推动中国在海外、尤其是西太平洋的经济存在。

       从目标上看，习近平战略的长期目标是消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权势。

       中国外交政策在习近平治下，可以逐渐观察到一个连续和统一的东西：他都坚定地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并积极主动地追求中国的复兴和权势。

       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提到，亚洲人的事情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个口号虽然之后他不再提了，但这反映了他的雄心。

       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对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基本满意的，中国依旧愿意在美国主导的体制下活动；但在局部上中国现在要更积极地和老板说，我们要改变一些规矩，我们还是“大食堂”的成员，但我们要弄几个“小灶”，比如IMF和世界银行的体系都要改一改，这和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威望的增长有关。美国自然会反对，但中国还是会继续搞“小灶”。

       在军事与安全层面，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如此蛮横的势力十分不满，比如：2009年美国抵近侦查200多次，今年头10个月就1000多次，中国怎么能容忍呢？中国宣布一个东海航空识别区，就这么大，日本、韩国甚至越南都有了，为什么美国人就是不承认中国的权利？而且美国动不动就说如果中日打起来，美国也要参战，习近平不只是不满意的问题，而是越来越愤怒。所以他的长期愿景就是就是要一步一步地消解、甚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支配性权势，这种权势目前在中国看来是不合理的。

       中国近期的一系列行动的这项动机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华盛顿比北京还要清楚。

       而近期的目标具体有：第一，把国内经济增长维持住，在发展模式还没有转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依赖外部的能源、矿产、投资和商品市场；第二，中国，特别是要利用战略经济，把西部周边加强管控，在东部比如对韩国、蒙古，采用战略经济也要超前。

       问：那么你觉得作为政治强人，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相比，外交风格上有怎样的区别呢？而现在在中国的外交决策层面，有没有一两个比如像“王沪宁”那样占据核心地位的智囊呢？

       答：毛泽东是非常非常强势的领导人，非常有决心；邓小平是非常强势，有决心，但更注意和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等讨论，是基于老一代人做决策；习近平和毛泽东更像，但是毛泽东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习近平则不一样。

       至于核心智囊，我相信谁都不是，根本不可能，他身边会有很多人，但这些人都只是他的参谋或信息提供者，算不上特别重要。而我愿意这样说：习近平本人就是他自己的幕僚长。比如FTTAP的事情在APEC上突然提出来，不要说美国人不知道，就是我们圈子里的人都不知道。

       问：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大战略是如何慢慢成型的？

       答：在习近平上台前两年，主要是以战略军事为主，但收效不好。

       直到在APEC前不久，十分明显的，习近平在追求增长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时主要依靠战略军事，尤其是中国战略武器的发展，和美国的一系列战略竞争，这还包括在网络层面的对抗；以及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的海上对抗，扩建岛屿；并一再强调领土主权，强调外国不要设想我们会拿核心利益做交换。

       这个东西已经做了两年，我们可以来评点其中利弊。战略收获：一、中国战略军力，尤其是空军、海军继续增长；二、中国极大地扩展了战略活动范围，中国的舰队从未到远洋那么多次；三、坚决地伸张了中国相关的领土、领海权益声索，这点从中国比较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说，可以算是重大促进，因为几十年了政府都没有很好地推进过。

       但是战略损失也不小：一、损害了中国在国际层面，尤其是在邻国中的软实力；二、显著增长了和日本等邻国，甚至美国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尤其是这一点，非同小可。

       这样一个外交损益表回顾来看，很明显，远远不够好。

       但在近期，中国外交转向经济工具，大局慢慢统一，习近平战略这样才是逐渐成型了。

       中国最近一系列行动显示，在争取权势上更加注重战略经济，战略军事下降到第二位：领导人在南美、中亚、南亚等地的一系列范围更广的出访；提出建设“一路一带”构想，注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不顾美国反对，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APEC上提出FTTAP，抗衡美国的TTP；和韩国、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取得成果。

       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了之前提到的那个非同小可的军事冲突风险，于是中日达成十点共识，缓解对抗，恢复对话；中美达成防止海上军机军舰冲撞协议。这两点主要就是为了缓解冲突风险，减轻对中国软实力的损害。

       短时间内如此密集、迅猛的一系列动作从总体上看都是互相协调统一的。可以说，中国依靠经济手段获取权势的大战略正在成型。

       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速还在缓慢下降，但是总体来说还有较强的增长势头；其次，中国近年来对海外能源、矿产索取，以及市场的依赖程度都很高，在全球各地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多，这个趋势一直都很明显。所以你也可以说中国之前就在做战略经济，但实际上我们之前做得并不够系统，也不够好。

       之前中国注重战略军事时，美国选择“重返亚洲”，进行“再平衡”；但现在美国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付中国的到处撒钱，四处推进。

       但也要指出，中国的战略军事也没有丢掉，与日本和菲律宾的对抗还会继续存在，军力也会继续增长，航母、潜艇也在继续发展，但与过去相比中国会更加注意危机管控、缓解冲突：比如中国在南海虽然立场不变，但活动方式可能会有微妙变化；中国的军力活动范围不会收缩，但是活动的频度、派遣军舰的频度、声响度都会减小。

       所以，和胡锦涛时期相比，和十八大之后的两年相比，习近平近期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协调统一，更合逻辑，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大战略。我认为这个趋势有一定的稳定性。

       问：那么你认为这能算是“买朋友”吗？

       答：我并不认为这非要叫“买朋友”。因为这些国家很穷，也需要发展经济；而中国又愿意牵头、有能力发展基础设施，对其援助投资，一拍即合。

       而且人人都需要朋友，朋友不是爱人，国际政治里面没有爱人。尽管我们能看到比如有美国和欧洲这样价值观相同的好朋友，但是还有如中国老话说的“酒肉朋友”，“酒肉朋友”也比天天吵架好得多了。

       问：你刚才提到了民族主义，习近平接见了比如周小平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你觉得中国政府是在煽动民族主义吗？

       答：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很少煽动的，因为政府也知道其实民族主义很不好对付，例如反日游行里你可以看到政府的态度主要是容许，而非鼓动。在南海、东海美国的抵近侦察，以及日本的历史问题上，中国措辞经常比较激烈，这也并非其本意，中国政府除了个别局部问题上战术意义上的行动以外，很少鼓动民族主义。它的官方和媒体表述上我们可以经常感觉到下意识的强势，但这其实是正常的。

       问：那么一直有评论称理应主管外交的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相比，地位一直比较低，所以中国的外交其实要素更多元、也更矛盾，那么在习近平时期，外交部的地位有上升吗？而且因为习近平自己原来有从军的经历，那么解放军系统在中国外交中地位有上升吗？

       答：中国现在在外面盘子那么大，外交工作那么多、那么复杂，可以说外交部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因为中国一直很重视经济，所以经济部门在外交政策中占的成分非常大。在胡锦涛时代，外交中的经济部门就是由副总理王岐山主管的，那么王岐山自然是高于外交国务委员戴秉国的，今天也一样。

       而且这其中还涉及到个人亲疏，比如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都是有领导人个人支持的，戴秉国和胡锦涛关系更亲密一些，杨洁篪和习近平自然不能这么说，所以各种情况表明，外交部参与决策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至于军队，可说军队的影响的确在增强，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影响不能说是军队高于政治统治，而是说习近平和江泽民、胡锦涛相比，其外交战略中有了更多军事元素。因为习近平的世界观、经历、家庭出身，以及个人偏好都让他更加关注军事力量，而且习近平和胡锦涛相比，更加不害怕在军事上有更多作为，更加投入到军力增长中去。习近平对军队的管控更加强势了。所以说如果在其治下军队的影响力增大的话，应该要说明那不是军队或将军们变得强势，而是习近平自己变得强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