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生本来就很短，每一天就这么长。写小说也好，当演员也好，做艺术创作的行业其实就是一种扩大时跟空。在有限的旅行当中，看谁的票价分量更高。”金士杰如是说。

“你和你的心灵可以和平相处么”

“‘我再问一遍，你和你的心灵可以和平相处么？’”采访中，坐在酒店沙发上的金士杰，忽然身体前倾，手在采访者眼前挥过：“——好像面具突然被人一巴掌撕开的感觉。”

他说的是他正在北京上演的戏剧《最后14堂星期二》里的台词，然而这已绝对超过心理学上的“安全距离”的动作，让我觉得，他似乎也想撕掉我的面具：

“你能爱你自己吗？你能承认你自己吗？你能跟你自己做好朋友舒舒服服的吗？你接受你现在的自己吗？你觉得这个自己OK吗？不只是OK，你喜欢他爱上他吗，你全心全意维护着这个人吗？还是你扣了他很多分，甚至有些扣分的地方不见天日，把他藏起来吧。有许多遗憾，有许多不能完成，有许多无法回头的一些错误，甚至有一些迷惘，不知未来的迷惘。你的爱，你的欲，你的恨，你的寂寞等等，他们都被你妥善地对付了吗？”

“‘你能不能和你的心灵和平相处’？这句话对我来说意思是很大的。”金士杰说：

“我从小就有这一类的疑惑：为什么现在是穿这样的衣服？我们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讲话？为什么我长成这样？为什么我认定你是这样的、他是那样的。好好坏坏，高高低低。每一件事每一秒钟的每一个念头，我都觉得是虚构的，我找不到一个实。”

“假如你是一个傀儡，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想搞清楚，你如果不是傀儡的话，你会怎么做?”金士杰问道。

“傻子金宝”

在台湾的小剧场界，金士杰被昵称为“金宝”。这个称呼源自以撒·辛格的小说 《傻子金宝》。“傻子金宝”一生受人欺负嘲笑，他却想：“一生做个傻子，总比一刻做罪恶之人要好。”金士杰喜欢“傻子金宝”的人生态度：“一辈子跟苦难打交道，甚至把自虐当作一种骄傲来玩。”

上世纪50年代，金士杰出生于台湾屏东眷村。家里兄弟姐妹四人，金士杰排行第二。那个年代，大多数台湾人很穷。金士杰家里也很穷，穷得买不起电视机。然而这却培养了金士杰对于大自然的感情：和云很近，和水很近，和星星也很近。小时候的金士杰喜欢发呆，他喜欢看自己在地上的影子，喜欢看天上的星星。看着看着，自己仿佛飞了起来，和星星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就对着星星说话：‘hello, 你认识我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你又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这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之中，金士杰这样诗意地讲述他的童年。

高中毕业后，金士杰拒绝参加高中联考，而选择去屏东读农专的兽医专业。在他看来，参加高中联考、考大学、在大城市谋求一份高薪职业，非但不值得羡慕，反而是必须要反叛的：“社会的模式对我来说从小到大就是必须反叛的，不能够一五一十照着来，它太低智商了，我没有笨到那个程度。”金士杰说。

去屏东读农专，另外一个理由，是他希望能够“自由、快乐”地读书。在金士杰看来，读书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为了联考而读书，无异于是一件“扭曲变态”的事。他还记得自己的双脚第一次踏进书店的感受：“饿”。就像一个长期得不到食物的人，忽然走进了世界级美食餐厅时感受到的那种“饿”。就在那个时期，他看到一本书《黑泽明的电影艺术》。在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了。”从此决心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艺术。

农专毕业，服完兵役，金士杰想去台北追求“文艺青年的生活”。然而当时他的父母并不能理解他的这个举动。为了让父母放心，金士杰先在养猪场工作了1年半，养猪。1年半后，父母放下了疑虑，金士杰才终于打好行囊，踏上了去台北的旅程。

那时正值台湾的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尚未解严，政治上一片高压政策。体现在文艺作品上，僵化而教条的戏剧无法让民众满足。1970年代末，文化人周渝在台北创立“耕莘实验剧团”，所创作的戏剧被观众和文化评论人称为“台湾有了真正的戏剧。”之后，因为周渝要出国进修，将剧团交给南上的金士杰管理。

那时期的台湾，正值经济腾飞时期。“人人想发财”。金士杰说，那时，他有一个朋友，是个美国人，他对金士杰说，走遍世界，没有看到过有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所有的人都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赚钱”。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金士杰将自己创建剧团的动机描述为“不平则鸣”。

剧团第一次聚会，金士杰将之形容为“丐帮大会”：“来了一群人，个个穿着汗衫短裤。肥胖的，没牙的。刚失业的，刚奶完孩子的。我就想，原来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

这群人毫无专业经验，却有满腔热情。他们把社会工作当做“副业”，把剧团当做“主业”，甘当“穷学生”。一边在剧团接受培训，表演，一边打工勉强维生。有人在补习班教英文，有人在高空修电线。那时剧团还有一个成员叫做杜可风，后来跟王家卫拍电影去了。

那时的金士杰，在台北找到一份仓库搬运工的工作。白天在仓库搬运货物，夜晚在闷热的男生宿舍写剧本。同住的工人们，打牌，吹牛，谈女人。金士杰从来不参与，只是默默地埋头写自己的剧本。剧本写了十个月，金士杰自我调侃：像女人怀胎。终于分娩结束，金士杰长出一口气，把剧本往抽屉里一锁，便觉得一件事情终于完成。完全没有去想发不发表，演不演出这样的事情。

1980年，在美国攻读教育心理学博士的吴静吉剧团回国，将纽约“LA MAMA”剧团的训练方式以及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带入剧团，“耕莘”亦改名为“兰陵”。取“破阵”、“为天下先”的意思。

“兰陵”初起时，成员们挤在台北一间狭小的公寓内。公寓既是他们的住所，也是演员临时排练地，还是他们创办的小众电影杂志《影响》的编辑部。那时，金士杰白天继续在仓库搬运货物。晚上回到公寓，依然不参与室友们打牌，闲聊，看电视的活动，继续自己的剧本创作。

就这样，写出了《荷珠新配》。 1980年，金士杰带着编导的《荷珠新配》参加了台湾第一届“实验剧展”。首演后，《荷珠新配》被台湾媒体称为“台湾小剧场运动的发端”。“兰陵剧坊”名声大噪，金士杰也一跃成为台湾现代剧场的领军人物之一。

《荷珠新配》是一个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喜剧故事。在酒店里陪酒卖笑的小姐荷珠，邂逅一名大富商的司机。司机假扮富商勾引荷珠。荷珠看上了富商的财产，得知富商有位失散多年的女儿，就想假扮富商女儿与其“骨肉相认”。然而富商破产了。所有心机全部落空。

金士杰曾说，他写这出戏，是想讽刺当时台湾社会暴发户遍地，纸醉金迷的社会风气：“一群骗子以假面互相作弄耍诈，这种面具的感觉打动了我。我那时还是愤青，觉得社会上的人都戴着一张面具，人人都有发财梦，我就借此调侃了一下大环境。”

演出结束，演员们上台接受鲜花和掌声。只有金士杰迟迟不肯露面，躲在后台流泪。

金士杰说：“在舞台剧的世界里，玩的就是十年寒窗。”

在台湾的剧场界，金士杰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一直到2009年与太太结婚之前，他不开车，不用手机，家里的很多用具都是朋友送的二手货。甚至穿衣服，他也不拒绝二手衣。在他眼中，没有不可以穿的衣服：“袖子太长，折一折；衣服太短，放一放。没有不合穿的。”

关于金士杰，有一个著名的“吃剩饭”的段子：还是在“兰陵剧坊”时期，金士杰到朋友、作家李昂家里去吃饭。吃着吃着，金士杰发现李昂家里每次都能剩下很多饭菜。金士杰就提议，今后他每天来李昂家做“义务食客”，并与李昂“约法三章”：第一，不定时。家里有剩饭才来，没剩饭不来。第二：只吃剩菜。不可以因为他来，家里专为他多做一个菜。第三：不寒暄客套。来了就吃，吃完就走。金士杰称之为“专业”。

没想到，这“歪招”还真的行通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去李昂家“吃剩饭”，心里想，要是有30个这样的朋友，每个月还可以过得蛮富足的。

那之后，金士杰“爱吃剩菜”的名声一下子传播开来。以至于后来，学生结婚，金士杰去吃酒席，事先约好要把剩饭剩菜打包。酒席吃到一半，金士杰准备离席。主人一看他要走，立刻开始动手打包。“我说慢着慢着，人家别的客人才吃一半。”金士杰说。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兰陵剧坊”才得以一路坚持下来。金士杰还记得，兰陵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没有钱。没有经费去租场地、买服装，付化妆费。剧组成员自掏腰包买一条功夫裤穿在身上，当作演出服装；家里打麻将用的麻将灯，加长电线，往插板上一插，算做灯光。没有化妆师和化妆品，所有的人都素颜上场。没有宣传人员和经费，自己动手制作海报。而所谓舞台，不过是离居住地不远的废弃礼堂。

大概是由于这些经历，对于太容易得到的东西，金士杰一直保持着一种警惕：“一朝麻雀变凤凰，那是明星的生活，或是浪漫影视作品中的故事。”

金士杰将这种观念归结为“眷村气质”：“不爱穿新衣服，穿穷穷的,脏脏的,觉得比较男子汉。穿那种太新衣服的（同学），会觉得他们很娘……穿新衣，多恶心！有钱人，丢脸！我觉得穷才是美，我们手拉手站在一起，我们代表大众。”

他说：“穿哥哥用过的衣服，有人的味道在里头，找不出原因，就好像……我心里面会有穷人万岁的那种声音，我觉得有钱人无聊，没有吃苦，不叫日子;没有不方便，不叫日子。”

然而他心里很清楚这种“穷”意义。那意义赋予这种“穷”强大的的底气：“我们这种穷是完全不需要自卑的，完全不需要脸红的。甚至于反过来，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的自大，不要轻易被对方察觉。我们自大什么东西？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作，拿出来给这个社会给这些人群，我们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闲工夫赚那个闲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穷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缺，而是足。”

从“江滨柳”到“莫利教授”

《荷珠新配》后的几年间，台湾报禁放开，言论自由大幅增加。台湾小剧场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1990年代之后，媒体成为言论批判的主阵地，很多剧团都转向以市民为对象，剧情也不再仅仅是批判社会。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兰陵剧坊”也逐渐解散。

1986年，赖声川执导的《暗恋桃花源》公演。在当时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台湾民众强烈要求两岸开放探亲的社会背景下。这部反映“外省人”飘零故事的小剧场话剧，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台湾岛。金士杰饰演的“江滨柳”也瞬间成为华人戏剧的经典角色，被称为“永远的江滨柳”。《暗恋桃花源》自首演之后，3次复排，再加上电影的拍摄。金士杰的“江滨柳”一角，没有人能够代替。被称为“江滨柳魔咒”。在观众印象中，金士杰就是江滨柳，江滨柳就是金士杰。

甚至连金士杰本人都无法逃脱这个魔咒。在这之后，找到金士杰的角色，都逃脱不了“深情”、“沧桑”、“回忆”这样的印记。1987年，杨德昌的《恐怖分子》上映，金士杰饰演缪骞人的婚前男友，一出场，就对缪骞人说：“我们好像又年轻了。”

金士杰笑称：“可能是因为这张脸，这张脸一看，就和‘老’字有关。”

“我从二十几岁第一次上台就演老头。我第一次上台演出，台下的朋友到化妆间找我，我在卸妆，他说你在这干什么？我说我刚演完。你演哪个？——我朋友都没看出来，演的非常老。”

现在,60多岁的他,终于“老”了。这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在舞台上，在银幕里，他无数地对人说“爱你”,“想你”；无数次地躺在病床上，抒发自己对死亡的感想；无数次地的寻找、追寻他的爱人，他们永无可能再来的旧日时光。再问他如何去面对那些从《暗恋桃花源》开始就不断纠缠他的命题：死亡，记忆，时间。他说，“会多些幽默感”：

“我不知道跟年轻有什么不同，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比年轻多一点叫做幽默。面对死亡的不忍或者故作坚定，或者找出一些高潮一点的深刻一点的解套或者面对的方法，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

金士杰说，江滨柳太忧郁了，他是个哪里难过到哪里去的人。他需要莫利这样一个可以拍拍他的肩，对他说“hello”,大声嘲笑他的朋友。这样有益于江滨柳的健康。

而杨德昌也需要一个像莫利这样的朋友。金士杰的记忆中，杨德昌“很细致，细致到像一个科学家”：“很多很小的命题，很小的动作处理，很小的场景他都不放过，有时候跟他对话，都对不下去，他把很小的点一直说一直说，镜头放在哪个人的身上，怎么移动，都觉得他是专家，太专了，跟他相处很有学习的乐趣。我对他很佩服，也会觉得他活着有一点辛苦，也觉得他这样的人应该学习一点宽度跟幽默。他太严格。他的脾气就会因此变的不够好，像孩子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杨德昌生前，曾经很喜欢金士杰所写的一个剧本《明天我们空中再见》。那是一个关于电台播音员的故事。金士杰曾说，他和杨德昌在某一个点上是很相通的。现在再问他，那个点是什么？是不是“孤独”？金士杰说：或许吧。

与现任妻子涂谷苹结婚之前，金士杰一直坚持要做个“不婚主义”者。拒绝结婚，拒绝生孩子，拒绝加入到那么多人都盲目跟随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模式中去。

46岁时，他遇到了“女朋友”叶雯。他们在合作《我和你与爱情之间》时相识，其后开始了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遇见她的时候，叶雯比他大6岁，已有两个女儿。

两个人都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感情早已跳脱年轻人的激情，不会把爱挂在嘴边。所谓的“爱情”，大多通过“眼神互动”等细节来进行。艺人方芳曾这样描述两个人在一起的状况：金士杰要去内地拍戏时，叶雯会帮他整理行李；金士杰吃到好吃的东西，也会打包送去给叶雯分享，收到别人送的花时，也常转送给叶雯，两人的感情尽在不言中。

这段爱情，以2006年叶雯不堪抑郁症折磨自杀身亡，先走一步而结束。在叶雯的告别式上，金士杰宣读了写给叶雯的“最后一封情书”。

“亲爱的叶雯，我是亲爱的金宝。

很替你高兴，终于解脱了。

病痛、折磨、负担、沉重的生命，终于抛开了。

......

叶雯，你不在我们身边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世界不甜了。

......

有两个50多岁，刚刚开始恋爱的中年男女。女的说，下辈子投胎做人，我一定来找你。中年男人的回答记得吗？他很得意，但又装得很酷地说：很好。但下次请稍微早一点来找我。

然后，那个女人。笑了很久，很久，很久。

叶雯 平安！喜乐！爱你。千言万语。”

叶雯去世后，金士杰的心，像是也跟着死去了一半。哀恸至极的金士杰，甚至一度说出“今生不婚”。

2009年，他遇上了小他25岁的学生涂谷苹。他决定与她结婚。按照古老的规矩，他拎着两盒点心，坐上南下的火车，到涂家向涂谷苹的二老提亲。

他们婚礼很低调。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宴请了极近的好友亲朋。新娘子也没有穿婚纱。然而，穿了水蓝色露肩小礼服，配上脖子上的金项链，依然，不俗。

涂谷苹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

年过花甲，金士杰终于可以和“俗”眉来眼去。他用起了手机，因为可以向太太汇报行踪。他也买了车，这样方便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

“慢慢地，开始接受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元素，就像一片叶子。”金士杰说。

某种程度上，婚姻给金士杰带来了新的活力。2006年，叶雯刚刚去世的那一年，在上海见到他，做他的采访。他和吴兴国合作京剧版的《等待果陀》。表演非常精彩，接受采访时逻辑严谨，条理清晰。然而整个人黑瘦，消沉，像一棵刚刚被雷击过的树。

而现在，他整个人自在，轻松，生气勃勃。偶尔，还会流露出一丝童趣。

金士杰说：“20年前就有骨刺，几乎每一年都来一次两次，一直维持这个记录。也许某一年会好，但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自从生了小孩以后，三年多一直都没有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了孩子以后，金士杰发现，自己对于生命，生出了一种“不舍”：“我们家的老人都还在，老跟小都济济一堂。老的已经快要不行了，小的在冒。而自己也行将老去。面对此情此景，会觉得生命是一个让人有点依依不舍的东西。”

他将这种生命感悟，放进了《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里。

对于这部由畅销小说改编成的戏，起初，金士杰并不想接。因为他觉得，太“心灵鸡汤”了。而他，对于“心灵鸡汤”，一点也不感兴趣：“在剧院里讲了一大堆有道理的话，请问我为什么要到剧院里看这个？为什么不回家看书？”

在剧场界，金士杰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比如，他说过“偶像剧100年才接一次”，因为他觉得，那种戏“太甜了”。

比如，他不在乎是否会获奖：“艺术的东西，不是这么拿来比的。”对于几次入围“金马”、“金钟”，却最终没有获得大奖的经历，金士杰说：“真不失落。”因为：“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

他甚至也不在乎是不是做导演。一是年轻时折腾“兰陵剧坊”时，这些工种都已经做过了。二是他实在没有权力欲，甚至觉得做导演太累，什么都得操心，不如做演员来得专心：“工作量大，折寿。”更何况，他早已不用用“导演”这个身份来证明什么：“在做那个工作的过程中，那种艺术家的膨胀、艺术家的洁癖，疯狂的自我主义我都曾经体会过，是相当程度的一种工作旅程。做过，并不好奇，也不急于用那个东西再来证明自己什么。”

现在的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俗的权力与级别体系：“现在做演员,跟我合作的导演，我会跳到他的旁边位置，甚至比他更高的位置看他，看他怎么安排我。我也很谦卑地接受他给我的任何指示。有趣的话我会欣赏他，不有趣的话，我就会轻轻地笑一笑——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子。遇到高手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喜欢。至于我想取代他，我没有这个感觉。”

金士杰真正决定接下《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是看到导演杨世彭改编的剧本之后：“我读到的是两个人。人出现了。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两个人在整个戏当中好像是一种旅程，两个人各自经历了自己的一段旅程，他们相撞发生了一些火花。两个人随着故事一页一页翻过去，他们的轮廓越来越清楚。我觉得他们俩中间甚至形成一种接近于角力的关系。”

“16年前，在校园里，老师是一个风云人物。学生是一个害羞的，有一些奇妙的艺术细胞的小朋友。16年后，再见面，两个人的立场完全改了。老师得了渐冻症，生命已经倒数计时，而学生是一个电视主播，亿万人在电视上看到他，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传达给全球的人看。然而，一个面对死亡的老头，他的心智仍然是巨大的。而一个主播，他的内心是枯萎的。因为他虚有其表。”

剧中，莫利教授的最后一句台词，是“米奇，我终于让你哭了，哈哈……”。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赢了，你输了。——我让你哭了，你输了。更深刻的意思是，我让你赢了：你敢哭了，你赢了你自己了，你终于敢在人前掉眼泪了。”金士杰说：“这个故事在描写一个不会说再见的人，一个不敢说再见的人的故事。你现在终于看着我，敢在我面前哭，你在死亡面前自然地流露你的情怀，而不是躲藏眼光，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代替，或者是消失。”

2012年，凭借《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金士杰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男主角奖”，以及“壹戏剧大赏”“最佳男主角奖”。

对于得奖的感受，金士杰是这么说的：“我就好像一个长跑者，我唯一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在跑，继续跑。烈日当头我在跑，跑到半道上，突然有个人跑出来：‘来一杯水给你喝。’我说：‘哦，谢谢。’我觉得这杯水就是那个奖。我还来不及看清楚，我就把水喝了。然后说谢谢，我继续跑。”

金士杰的“阿Q哲学”

采访中，不经意间，金士杰露出了腰间的护腰。演艺生涯数十年，留给他的，是数不清的伤痛。太太给他打电话时，也会特意嘱咐：“我给你买了一副磁石的护腰，你一定要带上。”

很长的孤独的岁月里，金士杰曾无数次面对生命的尴尬局面：“最惨的时候，原来我腰痛的时候，完全不能动。我的大便小便是很狼狈的。脱裤子走到厕所，每件事都很难。你上完厕所把裤子提起来，很困难。你要出个门想穿个袜子都碰不到。极狼狈，极没有尊严。”

躺在地上的时候，金士杰说自己产生了一个“阿Q哲学”：“我现在是一块石头。如果我是一块石头，我就没有痛，没有尊严，没有自卑，也不骄傲，石头不动是应该的。”

金士杰将之称呼为自己的“狡猾”：“面对生活，包含穷，包含病，亲情的不能满足等等的事情。你如何面对你的尴尬？你如何被现实屈打成招？光有勇没有谋是不行的，要有勇有谋才能够做到狡猾，必须有狡猾你才能顺利的走过去。”

金士杰认为，莫利教授是有喜剧思想的人：“悲观的人，必须对生命抱有一种喜剧的幽默感。”

早年间，在乡下以一名“兽医”的身份喂猪时，农场中有些猪，因为某种原因而身染疾病，之后便被农场主残忍地活活扔进焚化炉。金士杰自认是一名会“和猪对话”的人。他会耐心地照顾一头患了皮肤病浑身皴裂流脓的小猪，直到它康复。然而为了减轻那些猪的痛苦，他想尽办法，扮演一名“刽子手”的角色，让它们尽快结束生命。在他看来，那是一种非常“猪道”的做法。

在那封写给叶雯的《最后一封情书》中，他这样写：“我虽然很难接受这个决定，但还是为你鼓掌。面对病痛，人真的好渺小，打不过。你独自孤单地强忍了这么多年，你的毅力，我只有佩服。”

“生命太苦了。”金士杰说。

而现在，他在北京演出，在台北的太太每天会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和两个孩子互动，说一些像孩子说给孩子听的话。语气里是满满的甜。

金士杰说，自己目前，就是纯粹地“做一个父亲”。每天去演出，演出回来，“带一点酬劳回家”。因为结婚，买了一个“比小房子大一点的大房子”，这样终于可以“睡一张宽点的床了。”这样的幸福，他很知足。

为了接送孩子而学车、买车之前，在台北，金士杰一直骑脚踏车。有一天，导演陈国富在街上看到他骑脚踏车。陈国富对金士杰说：“我觉得你那个速度太骄傲了。”

金士杰说，自己是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的一个人，身体里血流的速度，都是慢的：“我喜欢生活要贫穷一点。贫穷代表着某些物质的缺乏，物质缺乏则代表着‘速度好慢’。”

金士杰说，人要知道“舍不得”，知道“节省”，知道“做人很苦”：“人不可以不吃苦。甚至把苦当乐来看，非得如此才能成长。”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在生存上我们做了许多努力，这个成绩确实是清楚的。关于人与人相处的心灵的部分，我很怀疑我们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我们比我们老祖宗更好吗？我觉得人很需要时不时这样自问一下。”金士杰说。

他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形容为“亦敌亦友”：“有的时候你可以跟它做朋友，有的时候不必，他是他，你是你。”

然而，有一件事，他始终是认真的，矢志不渝的，那就是表演：“我从来没有一秒不去喜欢它，不去做它。”

“人生本来就很短，每一天就这么长。写小说也好，当演员也好，做艺术创作的行业其实就是一种扩大时跟空。在有限的旅行当中，看谁的票价分量更高。”金士杰如是说。

来源：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