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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登革热之战:运动式灭蚊恐致生态灾难

2014-10-27 13:36| 发布者: old_acnw | 评论: 0

【导读】“领导不动,下面不动;领导一动,下面乱动,”有知情者如是描述广州的“登革热之战”。


        面对凶猛疫情,全城出动也无可厚非。不过,有不少专家指出,像灭蚊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常态式”而不是“运动式”。

        这是一条小小鱼,比你的小拇指还小一点。但它却是鱼中的“小强”:它能在污染如下水道一般的水中生活;就算被从马桶冲下去,它仍能存活;连毒药,都不一定能弄死它。

        10月17日,它与其余1000尾同胞,“扑通”被投入广州白云区螺涌公园的水里。

        它叫食蚊鱼,祖先来自遥远的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在广州主政者眼里,这小小鱼带着神圣而重要的使命:它们是广州市政府向登革热宣战,其庞大“军团”中的重要一员。据媒体报道,至少有5.4万尾食蚊鱼,被投入广州市的几大水系。

        不过,很快有专家指出,食蚊鱼“既吃蚊也吃鱼”,属于入侵物种,会损害本地生态。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广州海珠区赤岗街道办“登革热宣传点”的摊位,两个工作人员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桌上摆了药品、驱蚊片,尽管人来人往,却没有任何人上去咨询。
“没人理他们,他们也不理任何人,”有小区居民说,“他们就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更像是在完成政府任务。”

        这一天,广州登革热病例数已经突破三万,超过往年病例数的三十倍。

        “当下,打药灭蚊是政治,”在广州已从事20年害虫防治工作的总工程师伍明亮感叹。他担心的是登革热疫情当前,广州全市到处喷射化学药剂灭蚊,会对生态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为应对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登革热疫情,广州全城出动。行政命令下,基层、社区、医院,处处压力巨大。疫情总算是控制住了,但留下的反思却不容忽视。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断骨热”疫情

        今年,广州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登革热对广东人并不陌生。伊蚊叮咬患者后,再叮咬其他人,就能传播病毒。虽然死亡率低于1%,这却是一种让患者非常痛苦的疾病。西方称其为“断骨热”:“全身骨头像断了似的”。

        在过往年份,广州每年的登革热病例数很少超过1000例。而今年,根据广东省卫计委的通报,截至10月26日,广州已有34186例登革热,是过往年份的三十多倍。

         为何今年疫情如此凶猛?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称,周边国家或地区登革热大流行是首要背景。

        凤凰网查阅各国病例数据发现,在东南亚,泰国病例已超过13万;马来西亚超过7万;台湾超过6000例;与广东邻近的香港,目前超过80例;日本也在9月发现自1945年以来的首次疫情,至少70人染病。

        陈晓光告诉凤凰网,广州今年夏季高温多雨,造成伊蚊孳生地增加,伊蚊生长周期缩短、密度增加,这也是今年疫情凶猛的主要原因。
广东省卫计委提供的通报数据显示,从9月29日到10月14日,每日新增病例都在1000例以上,几乎能抵上往年一年的总病例数。最高的10月8日甚至达到1618例。

        按登革热传播特性,如不进行蚊媒控制,增幅将是几何级数的爆炸性增长,“今天1000例,明天就是2000例,后天就是4000例这样的倍增,”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智聪称。

        书记市长都坐不住了

        尽管早在1月就出现了首例病人(比去年提前了七个月),广州市政府真正大动干戈向登革热宣战,却到9月下旬才发生;那时病例数已经高达6000多例,是往年年份的六倍之多。

        陈女士69岁的母亲,不幸中招,染上了登革热。她告诉凤凰网,9月26日她带母亲去医院时,广州很多医院、疾控中心感觉还完全没有“动”起来。

        “我在网上查,官方说各区疾控中心都能检查是否登革热,结果我去了越秀区疾控中心,对方竟然说是周五下午,不办公;最后只能带我妈去了广州市第八医院,才能做检查,”陈女士回忆说,她家幸好有车,如果家里没有车的市民,带着病人转来转去,肯定会延误病情。

        陈女士的母亲治疗登革热,共花费超过5000元,而且医保不报销。“老人患病后,心理负担很重,”陈女士说,母亲患病后老怕传染给家人,一看到有蚊子就赶紧去打。

        陈女士的母亲还有一位病友,一家三口去越秀公园转了一圈,回来就全得了登革热,包括孩子。

        广东省卫计委直到9月22日才开始每日通报登革热疫情数据。在此之前,本地媒体甚至无从知道疫情数字。

        至于广州为何会拖到9月才大动干戈,坊间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说怕公布登革热疫情会影响即将召开的广交会(尤其考虑到今年严峻的经济形势);有人说,因为市委书记新官上任,怕民间有不好的联想。凤凰网则从不同渠道都听到同一个消息:好几位省级领导都患上了登革热。

        9月22日,新官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市委书记任学锋,主持召开登革热防控工作会议,“由各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把责任分解到各街、社区及单位和个人”;23日下午,任学锋亲自到海珠区沙园街道实地检查防控措施;23日晚上,市长陈建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打一场消灭蚊虫、防控登革热的战役”,并要求“全力争取在国庆节后出现(疫情)拐点”(实际上,广州的疫情数据直到10月18日才降到600以下)。9月24日,广州开展全市集中灭蚊行动。“灭蚊不达标的街镇要问责”、“对防控不力导致疫情蔓延的,要坚决追究党政主要领导责任”……市长陈建华撂下不少“狠话”。

        市委书记、市长一声令下,行政命令就像一阵风一样,全市都“动”起来了。轰轰烈烈的“抗登”大战就此展开。

        居委压力巨大,“一边喷药一边哭”

        “灭蚊大战”打响,全广州各居委都“动”起来了。

        “哪个街道防控不力,领导要问责,”市长陈建华说得毫不客气。

        基层压力巨大。

         “从国庆节开始,到10月20日,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有居委会人士向记者抱怨。

        据记者了解,“十一”黄金周期间,广州全市所有居委会,基本上都没有休息,连续7天加班加点,到处喷洒药水,逐家逐户派灭蚊片。

        “我今天8个小时都在爬楼梯……”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如是抱怨。

         最糟糕的是,有些居委称,加班的通知是10月1日上午才下发,要求所有人回来加班。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已经安排了与家人出游,有些报了旅游团的,都不得不退团回来加班。

        有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打算与丈夫去菲律宾薄荷岛玩,花了三千多元买机票,却在10月1日中午收到通知,要回居委加班。另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都与丈夫、孩子一起高高兴兴开车离开了广州,却在路上收到加班通知,不得不中途折回广州。还有一位工作人员称,自己本来计划好了国庆期间要去好几个地方玩,全程去这里去那里已经定了11张火车票,结果只能全部退掉。

         这边厢是全市各居委加班加点,那边厢,政府继续不停加码。

         10月4日晚,广州市政府紧急发布《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控登革热的通告》,提出“全民动员”,“发动居民进行环境卫生大整治,开展翻盘倒罐行动”。
10月5日,天河区政府通报称,建立起“学校+街道+社区”联防联控机制,其中石牌街的华师大社区每天安排3台消杀机对绿化带、沟渠等重点区域不间断药物喷杀,对沙井盖、下水道、楼顶、车库等易滋生蚊虫区域投放灭蚊药剂,在学校每栋楼宇下边的沟渠上铺上塑料纱网……

        越秀区东园新村居委会主任汤晓萍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称,每天的工作就是“抗登抗登还是抗登”:“我们居委会每个人都病倒过了。”

         辛苦不是最难受的。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上面”“下面”都有压力,经常感到委屈。

         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微信上写,说自己前一天才辛辛苦苦把各卫生死角清干净,第二天又有垃圾,正好被领导看到,挨了骂,委屈到“一边喷蚊药一边哭”。

         番禺区某街道免费为群众发放蚊拍,没想到来领取的群众数量之多出乎他们的预料,来晚了领不到蚊拍的街坊,就挤在居委会门口大声叫骂。居委会人员感到非常委屈。

        压力巨大下,有些居委会开始使用一些并不科学的灭蚊方式。

        国家卫计委巡视时就发现,白云区有些地方清理积水,居然是往积水里倒石灰。“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省钱……那孑孓疯长,一点都不怕(石灰),”有跟随国家卫计委巡视的记者告诉凤凰网。

        在白云区新兴白云花园,工作人员甚至往下水道里倒石灰。“伊蚊不在下水道里生长,这样做只会让下水道发黑发臭,也会破坏相应河涌里的生态,”有专家如是称。

         还有些地方采用的是全天候灭蚊,而不是在蚊子最活跃的清晨或黄昏灭蚊。

         “做了很多无用功,很多办法可能只是自欺欺人,或者只是安慰自己说我做了就行。有些主意很明显就是居委会主任一时头热想出来的,完全没有咨询过专家,或者听说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学,”一位知情者告诉凤凰网。

        “增城还下发了一个疫情防治通知,规定不可以养富贵竹,如果不听劝告停止养竹将进行停水停电处理。这情景真让人无奈!”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微博上如是称。

         廖新波认为,许多城市没有充分重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只在评比前后和疾病发生之后才进行堵、禁、治。

         国家卫计委的专家组点评认为,官方组织的灭蚊工作也存在问题:一方面灭蚊工作存在消杀过度,同一个地方连续每日一次喷洒灭蚊会浪费人力物力,“一个星期一次,或三天一次足矣”。另外,个别地方灭蚊轻重“失衡”,马路、广场等干爽的地方灭蚊,而某些地方却消杀不足,对卫生死角如建筑工地、大叶灌木丛、地下网管照顾不周。

        除了“不科学”灭蚊,形式主义也大行其道。廖新波在新浪博客上挂出一张图,横幅上写这“无积水、无伊蚊、无登革热”,下面却是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运动式”化学灭蚊可能带来生态灾害

        更加糟糕的是,大量使用灭蚊药,不可避免要对环境造成影响。

        有专家形容这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做法。

        在全城灭蚊大战中,有社区甚至对药剂不加稀释就直接喷洒。

        多年从事昆虫生态研究和害虫防治工作的伍明亮,是广州市汇城害虫防治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他对大规模打药灭蚊忧心忡忡:害虫会对化学药剂产生抗药性,“长期滥用化学农药会导致害虫再猖獗,在害虫防治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他在网上撰文写道。

        伍明亮认为,科学的防治对策应该是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自然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尽量营造一个有利于天敌而不利于害虫的环境,而不是一剂猛药下去,把害虫和天敌全搞死。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应慎重使用化学农药,”伍明亮再三强调。

        伍明亮称,基于其二十年灭蚊所看见的现象,是“蚊子越灭越多”。“我司于2000年开始至今,承包广州某大型小区‘四害’防治,根据合同的要求,不论有蚊无蚊,不论冬天夏天,每周一次在小区内全面喷施菊酯类农药灭蚊。”

        他认为这样是不科学的。“蚊子越来越难灭,使用的农药就越用越高级,浓度越用越高”。蚊子在这种高强度的农药轰炸十几年下来,产生抗药性是必然的。

        伍明亮还指出,以前广州小区绿化带有很多蜘蛛挂网捕捉蚊子,现在蜘蛛消失了,区内除了癞蛤蟆以外,很少见到有益的动物。

        “失去了自然天敌的控制,灭蚊单独依赖化学药剂,造成恶性循环,越是打药蚊子越多,”伍明亮说。

        据他估算,广州每年喷洒的农药保守估计有一千吨。“当中大部分的打药,不是根据虫情需要,而是定时定量按规程打药,美名为预防为主,实际上是典型的滥用农药。估计比合理需要的药量超过100倍……30年下来,广州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登革热的威胁,广州的化学灭蚊登峰造极。“隔两天就全市统一灭蚊,各种灭蚊神器轮番上演,全城处处毒烟腾腾。我司所承包的小区,居委要求天天全覆盖打药灭蚊。”

        “香港为什么没有爆发登革热?人口也同样密集啊。不同的是,那里是观鸟天堂,广州的小鸟呢?”

        伍明亮还说,有清远山区向其公司求购一吨除虫菊酯,“该地还没有登革热,是上级要求天天灭蚊,我说最好不打药,或打生物药剂;她却说这是爱国卫生运动。”

        “我人微言轻,深感无力,当下,打药灭蚊是政治,”伍明亮感叹。

        对伍明亮的观点,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智聪则表示:疾控中心一直有监测蚊子的抗药性,未有实证能证明广州的蚊子群落和抗药性发生显著变化。他认为“单凭一些印象进行倡导,并不严谨”。

        广州日报则援引“省市疾控中心的虫媒防治专家”(文章并无署名)称,昆虫产生抗药性主要是在幼虫时期,而目前化学灭蚊主要是针对成蚊。

        “灭蚊重点在孳生地集中灭杀幼蚊,而不是他说的灭成蚊;另外,灭成虫同样会产生抗药性,”伍明亮对凤凰网称。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认为,从某一个地点“蚊子越灭越多”这种印象,直接得出“广州生态恶化”的结论,还需要更扎实的数据支撑。但如果长期使用化学药剂,而使用的数量又不规范的话,蚊子是会产生抗性的。目前的实验室数据显示,广州的白蚊、伊蚊(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有一定抗性,但不是很高”。他认为,社区、基层用化学药剂灭蚊,政府应提供更多的现场指导。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所长彭少麟则表示:杀虫剂该施多大面积、浓度多大、用量多大,都应该进行相关研究。但据他所知,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来源: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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