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7岁。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1951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留校任教。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1988年,冯友兰、季羡林、梁从诫、汤一介、张岱年、朱伯昆等学者创建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梁从诫任副院长，季羡林任主席。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 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 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2013年，汤一介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得了“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儒学传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没法割断它。”“《佛藏》收录了佛教典籍，道家典籍也编在一起了，就是没有《儒藏》。”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2003年，当时已76岁的汤一介成为国家《儒藏》工程首席科学家、总编纂。2004年初，他任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正式启动工作。 今年五四习近平造访北大时，曾看望汤一介了解《儒藏》编纂情况。2014年6月，87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说：“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2013年12月21日，凤凰网文化在北大哲学系参加了汤一介新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其时，汤先生已经身患重病，向医院请假，由夫人乐黛云陪伴出席活动。尽管如此，会场上的汤先生仍表现出睿智、谦逊的精神面貌。

        2014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在今年闹得满城风雨的燕京学堂一事上，汤一介还曾致信王恩哥，反对这一做法。

        走过30年弯路

        在汤一介的自我描述中，他认为自己在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在当时的观念里，哲学家是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这样的人，而哲学工作者负责解释他们的思想，并以此解释历史与现实。汤一介当时对此信之不疑。身为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汤一介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

        1958年，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每封来信仍坚持“乐黛云同志收”。文革开始时，汤一介被打为“黑帮分子”，但即便如此，他也还是“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一切听毛主席的”。

        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班子，为毛主席“做材料的工作”。他曾回忆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因为毛主席要读，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 当时他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想想又算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平反。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当时他不愿再与政治有瓜葛，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

        “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令人肃然起敬”

        在1980年代，汤一介比较关心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真善美问题，二是中国哲学的框架问题。1980年代上半叶，因为对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有所保留，汤一介开始思考从其他角度思考中国哲学的主题。“真善美”便成为他的思考角度：不仅在1984年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在198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上，他更指出中国哲学的主题和精义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分别与真善美相对应。

        1980年代下半叶，汤一介则根据余英时“内向超越”的启发，思考中国哲学的传统框架问题。相对外在超越的西方哲学，而中国哲学的取向则是内在超越。汤一介认为，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可以说是人生境界的问题，但人道还应提升到天道的高度来认识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和谐问题。内在超越如果落实到实践上，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就是在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如果不落实，则没有实际效应。内在超越是一个中心，往上提升到和谐，往下落实到政治、社会实践，这三个问题构成中国哲学的框架。”汤一介介绍。

        1990年代，因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汤一介又开始思考“文明的冲突”的对应面：文明的共存。他认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将会混乱、人类彼此争夺。这一时期他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在1980年代后期，有说法认为激进主义派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汤一介则认为，包括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乃至保守派等在内，共同组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前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世界，后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中国，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创新我们的哲学。”

        进入21世纪，汤一介更多思考的是哲学理论问题。自1990年代末开始，他考虑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体系。在他看来，当前对经典的解释，无论哲学、宗教、艺术等，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面对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料，以及解释经典的经验、方法、与理论，他在思考创造中国的解释学。

        另一个问题，则是“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这是他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当代资本家的精神家园，因此思考能否根据儒家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

        第三个思考重点，则是他读了雅思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认为人类必须追求新轴心时代。这其中又涉及儒学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汤一介认为，应该区分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它的因素，而普世主义则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东西，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理念才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而后现代主义虽然瓦解了西方的现代性，但只有瓦解，没有建设，而儒学则可能带来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9月7日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汤一介并没有出席。汉学大会自2007年举办，汤一介与乐黛云原本每一届都参与。第一届时乐黛云作讲演，汤一介全程陪同。2009年第二届汤一介作大会发言，乐黛云全程陪同。2012年第三届时，汤一介还在志愿者的搀扶下，走到发言台点评了谢大卫和杜维明教授的讲话。

        2009年汉学大会前夕，汤一介身体不适，但他抱病前来出席并发言，人民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此前介绍，很多领导在贵宾室接见外宾，独汤先生一人静静地坐着，“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令人肃然起敬。”

        主要著作

        《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我的哲学之路》《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

来源：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