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局势的变化，塞浦路斯人的资本管制可能还会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肯定，此前该组织就支持过冰岛的管制。

保罗·克鲁格曼

        无论塞浦路斯危机最终如何收场——我们知道肯定不会好看；只是不知道这种难看会以什么形式呈现——有一点是肯定的：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岛国将不得不对资本的出入动向实施相当严厉的管控，可能要持续数年。事实上当你读到此文时，管制措施可能已经就位了。除此以外，随着局势的变化，塞浦路斯人的资本管制可能还会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肯定，此前该组织就支持过冰岛的管制。

        那将是天翻地覆的一步。它标志着塞浦路斯一个时代的结束，过去10年这个国家给自己树立的形象是，想逃避税赋和审查的富人可来此地，他们的钱在这里是安全的，没人会问这问那。但同时这也标志着，某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时代，至少已经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资本的无限制流动将不再是一种举世向往的准则。

        这种倾向并非一直都有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20年，对现金跨境流通的限制普遍被认为是好政策；这在相对较穷的国家里多少是通行的做法，在富国中间也存在。比如英国直到1979年都在限制国民作海外投资；还有些发达国家的限制政策持续到1980年代。连美国都在60年代一度限制资本外流。

        然而这些限制政策后来渐渐失宠。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资本管制本身是有潜在成本的：它们会带来额外的文书工作负担，它们会给商业经营带来困难，传统经济分析认为它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难量化）。但同时它也反映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意识形态假定，如果金融市场想把钱转移到境外，那肯定是有充分理由的，官僚们不该多管闲事。

        这样一来，那些坚持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在1998年发布了资本外流禁令——几乎成了唾弃的对象。它们公然藐视市场诸神，当然是要被惩罚的。

        但是意识形态信徒们大概很难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资本的无限制流动越来越像是个失败的实验了。

        在二战后的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的这种金融危机，这在现在想起来是不可思议的。而从1980年开始，我们手里有一份很吓人的名单：1982年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1991年的瑞典和芬兰，1995年又是墨西哥，1998年轮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2002年再次轮到阿根廷。当然还有最近的几起灾难：冰岛、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

        这一集集的危机大戏有什么共同的主题吗？惯常的思维把问题归结为财政挥霍——但这一长串名单里只有一个国家符合标准，希腊。其实，银行家失控是个更好的解释；从智利到瑞典再到塞浦路斯，这个因素在危机中起了作用。但危机最鲜明的预测指标是大量外国资金涌入：我前面提到的所有案例里只有少数例外，都是大宗外国投资倏忽进入一个国家，然后又突然大举撤出，从而形成了危机的基础。

        当然，这种全球资本自由化和金融危机频发之间的关联，并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早在1990年代就大声疾呼了。不过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可能辩称，这类危机仅限于穷国，较富裕的经济体似乎对国际投资者始乱终弃的反复打击有免疫力。这是个宽慰人心的念头——但是欧洲的苦痛证明此类说法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不只是欧洲。过去10年里美国也经历了外国资金滋养出的大量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后产生了相当糟糕的后遗症。由于我们的借贷用的是自己的货币，对危机的破坏有减缓作用，但这依然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危机。

        接下来呢？钱应当随时随地自由流通这种观念，我不会指望一夜之间被全面否定。不过应该会有一个慢慢动摇的过程，伴随着的是政府开始干预资金流入流出的速度。可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实质上变得没那么全球化了。

        这没什么。目前看来，钱不能轻易穿越国境的糟糕旧观念还是挺好的。